摘要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过去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是认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的重要途径，也是环境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环境考古研究有两条主线，分别是人类文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即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自然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气候、植被、地貌、水文等因子，人类文明系统则包括生业模式、聚落形态、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生业模式是人类对动植物等资源的利用方式，与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生业模式是研究过去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不同时空尺度生业模式演变的历史和动力是当前地理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热点科学问题。 中国古人类生业模式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约10000-2200aBP，“aBP”为“距今（1950AD）年”），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开展的工作则相对薄弱。河西走廊是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是研究史前和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及其对生业模式影响的理想地区。河西走廊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生业模式研究已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但历史时期生业模式的研究明显匮乏。一方面，河西走廊位于农牧交错带，远离农业政权核心，与生业模式有关的历史文献记录有限；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历史时期遗址的发掘和系统研究较少。尽管文献中有关于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人类利用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的记载，但是不同农作物和家畜的相对比例和不同食物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及其变化并不清楚。尤其是在文献记录有限的汉晋时代（2152-1530aBP），该时期也是丝绸之路开通和中央王朝开始掌控河西走廊的时期，但此时期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的先民的生业模式及其变化并不清楚。骨胶原稳定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先民摄食结构以及探索生业模式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可用于研究特定时段不同区域间人群交流情况。因此，从古人类食谱入手，开展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汉晋时期生业模式的研究，对认识丝绸之路开通前后关键节点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三个已经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系统采集了人骨和动物骨骼（含牙齿）样品，以及部分植物遗存样品，开展了动植物遗存种属鉴定、骨骼碳氮氢氧稳定同位素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工作。共测试了18份骨骼和植物样品的碳十四年代，鉴定了动物骨骼（含牙齿）1022块，并测试了37块动物骨骼遗存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采集了三个遗址的185个先民骨骼（包括牙齿）样品，提出185个骨胶原样品并测试了碳、氮、氢、氧稳定同位素值。在上述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及其周边地区已发表的考古、历史文献和古气候资料，系统分析了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的摄食结构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该地区古人类食谱变化与东西方交流、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关系。 基于本文的研究工作，获得以下主要结论和新认识： （1）三个遗址的样品分别来自两个阶段：~2150-1750aBP和~1750-1500aBP，分别对应汉代和魏晋时期。第一阶段（~2150-1750aBP），汉代时期张掖地区和白银地区先民摄食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白银地区先民的δ13C平均值（-9.5‰）显示，白银地区主要以C4食物（粟黍和食用C4食物的动物）为主，张掖地区先民（δ13C平均值=-16.0‰）既食用C3（麦类、豆科和食用C3食物的动物）也食用C4食物（粟黍和食用C4食物的动物）。这可能是两个地区不同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的。白银地区距离中央王朝近且处于季风边缘区，适合种植粟黍。而张掖地区则属于绿洲-沙漠区，积温较白银地区低，更适合种植小麦大麦和从事牧业生产。 （2）第二阶段（~1750-1500aBP）的魏晋时期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地区）的先民δ13C平均值（-18.2‰）显示，先民摄食结构以C3食物（麦类、豆科和食用C3食物的动物）为主。并且该地区人群氮同位素显著偏高，极高的δ15N值（16.1‰）说明魏晋时期先民食用了大量的动物产品，同时受到极端干旱环境的影响，因为极端干旱环境下，生物有机体的δ15N值较高。 （3）张掖地区西汉中期与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先民的摄食结构有明显差异。西汉中期先民摄食了更多的C4食物（δ13C平均值=-13.3‰），而西汉晚期-东汉时期先民摄食了更多的C3食物（δ13C平均值=-16.1‰），显示西汉中期张掖地区先民摄食结构很可能受到中央王朝早期移民戍边政策的影响。 （4）张掖黑水国汉代墓群和白银黄湾汉代墓群出土人骨的氢氧同位素值只有少数重合，且只有极少个体的数据偏离本地人群的氢氧同位素数据，暗示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张掖和白银至多存在低强度的人群迁徙与交流。 （5）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史前-汉晋时期人类摄食结构发生了多次变化，但不同时期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不一样的。在~4000aBP，跨大陆交流给研究区带来丰富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为摄食结构变化提供了条件。在~3700aBP，先民摄食结构中C3食物比例显著增加，气候恶化很可能是促使人类摄食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西汉中期，中央王朝向西扩张给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群的摄食结构带来短暂影响。西汉晚期至魏晋时期，不同区域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饮食传统的差异可能是造成中国北方人类摄食结构出现明显空间差异的原因。 （6）通过对比史前和汉晋遗址的人和动物骨骼的δ15N值，发现自~3700aBP畜牧活动在河西走廊地区强化之后，就一直在河西走廊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西走廊先民摄入了较多的动物产品。即使是在人群更替后，畜牧业和动物产品依然在汉代和魏晋移民及其后代的经济生活和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 以上工作为认识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人类食谱的时空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并且更新了我们对该地区新石器晚期至汉晋时期人类生业模式变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的认知。主要表现在（1）历史文献虽然也记载了汉代河西地区的农作物和家畜种类，但是它们在先民日常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记载模糊。本项基于考古遗存的研究结果至少部分地突破了历史文献记录的局限性，定量地比较了不同种类农作物和家畜在先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2）本项研究发现了~3700aBP河西走廊畜牧活动重要性显著提升，即使是在中原王朝把大量农民迁移到此地后，畜牧业依然在该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3）本项研究显示汉王朝控制河西走廊地区后，地缘政治因素对当地先民摄食结构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当地的生态环境和饮食传统可能更重要。本项研究为认识汉晋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生业模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也有助于理解丝绸之路关键节点地区在跨大陆交流强化背景下，人地关系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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