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态”观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根植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两个过程，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特性的无限制的积累与牟利，从而对作为资本主义外部的自然产生无限攫取的不合理要求。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稳定和非法地位，以便保证核心区域的繁荣与垄断；“世界—生态”是由“世界”、“生态”及“—”三部分构成，杰森?摩尔从生态哲学视角揭示了生命网络是怎样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被暴力和破坏性的手段征服，一步步的沦为廉价的“物”。“廉价”代表了整个资本主义生态系统得以顺利进行的机制，即把人类和自然都看作是无偿的廉价物。这种机制通过将劳动、货币、食物、能源、关怀、自然和生命在内七种廉价物的整个生命网络的“廉价化”，这种廉价化使得社会概念下的人与自然都付出了代价，资本主义在历史的形成和当下的发展都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失衡问题，即廉价的极限，越是通过尽可能的压低廉价物的价格，自然越是需要支付高昂的资本来维持资本的运行；“世界—生态”观不仅仅将视域集中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用来解释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本质及影响和第三世界困境的历史渊源，更多的倾向于将自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组织原则，将人类与地球上生命网络中的所有成员的复杂关系看作一个整体，更关切自然与星球的未来，资本主义生态需要在“世界—生态”观的指导下进行变革，并对生命网络进行补偿与重建，进而人们可以在生态平衡与恢复中的工作空间下进行愉悦的劳动；“世界—生态”观不仅重塑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与理论框架，更为我国对生态文明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展示了多角度的可能性，但“世界—生态”的理论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它的分析主要建立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并将生态因素作为人们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使得当代资本主义和自然的复杂关系只拘泥于其宏伟统一的理论，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理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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