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乾隆二十七年设置的伊犁将军，为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促进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学界有关伊犁将军职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未深刻认识到伊犁将军在西部边疆治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可以说伊犁将军职权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价值。通过史料的考据可知，清廷对新疆的征服历经康、雍、乾三代，乾隆最初的治疆策略是“众建以分其势”，但准部的接连反叛致其放弃分封制、改行军府制设伊犁将军，这是伊犁将军设置的最大成因，但却不是唯一成因，因为对外宣誓主权、对内统领百官也是伊犁将军设置的原因所在。清廷在敕书中仅规定了伊犁将军的军事职权，这一职权在乌什事变前并未实际行使至南疆，经过乌什事变后清廷再次重申了伊犁将军对南疆的节制，故此时伊犁将军的军事、经济、外交、司法、监察、文教等职权才得以在新疆全面行使。只是上述职权在行使中存有一定的问题：如在军事职权中采用“以北制南”的策略，导致南疆防御较为薄弱，给了和卓后裔可乘之机；经济职权的行使中存有两个问题，一是伊犁将军在执行屯田任务的过程中偏离了主要职责，二是嘉庆时期皇帝与伊犁将军在发展经济上的态度不一致，这导致经济的发展有所迟缓；在外交职权上，伊犁将军对外强势与否与皇帝的性格存有莫大的关系，皇帝的强势直接表现为伊犁将军处理外交案件时的强硬态度；在司法职权上，通过伊犁将军松筠所办案件可以发现，嘉庆时期的伊犁将军权势过大，因此存有司法独断的现象，这为南疆的动乱埋下了伏笔；在监察与文教职权上，伊犁将军未能行使好这两项职权，以监察职权而言，乾隆设下的“分权与制衡”阻碍了这种职权的行使，新疆官员间的熟识关系进一步影响了监察权的行使；以文教职权而言，乾嘉时期的伊犁将军未意识到文教对于维系统治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南疆推行儒学时并不十分用心，地方的宗教势力则意识到儒学的威胁，是故有意的进行了反抗，这就导致伊犁将军的文教职权在南疆处于真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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