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哈罗德·布鲁姆是20世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鲁姆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文学经典体系及经典阅读问题。“经典”作为权威、典范的文本这一概念在中西方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经典”一词的内涵一方面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时代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演变。长期以来，受到本质主义影响，经典被人们视为可以持续教诲后人的永恒真理。西方经典的概念具有宗教和法律意义上的尺度、标准意义，布鲁姆因此写作《西方正典》，意图以自己的尺度标准建立真正的文学经典体系。 布鲁姆早期对浪漫主义诗歌开展了大量阅读和研究，这使其后期所构建的文学经典理论首先具有了一种浪漫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基调，非常强调经典的审美体验，反对文学掺杂意识形态因素。此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为布鲁姆文学经典观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启发了布鲁姆对经典生成过程中前后辈作家作品之间关系的理解。布鲁姆经典观提出的直接动因是他对20世纪涌现的“憎恨学派”大众文化研究新理论的不认同，捍卫文学经典的真正价值。同时，也为了匡正其所处的美国社会的文化生态，抵制电子信息和消费时代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经典本质意义的冲击。 布鲁姆系统论述了其关于文学经典的主要观念，并构建了西方文学经典体系，梳理了经典之间的竞争关系。首先，一部作品能够被视为经典的首要标志是具有陌生的属性，读者在初次接触经典时会产生一种熟悉和陌生混合的感受。其次，布鲁姆文学经典理论最核心的属性是审美特性，它被看作是一部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的根本属性，文学研究也应主要关注文学的审美性。此外，布鲁姆将“影响的焦虑”理论阐释经典的关系，认为新作品存在对先在经典的焦虑，一部经典史就是一部连绵不断的焦虑的历史。同时，焦虑导致经典之间的竞争性，强力作家通过在审美想象上超越前代作家，创造新的经典。 布鲁姆划分了文学经典的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三段发展时期，通过系统的章节划分论述，构建了以莎士比亚为核心的西方文学经典体系，莎士比亚由于其在语言运用、人物表现和非功利性上无人可及的原创性，成为了评价文学经典性的标准。但丁也以其《神曲》的艺术审美原创性成为这一经典体系的次中心，此外布鲁姆也出于对自己理论框架建构完善的目的，将萨缪尔·约翰逊和弗洛伊德这些通常以理论家、批评家看待的人物也纳入了文学经典体系。 布鲁姆后期在对自己所构建的经典体系反思之后，进一步写作了《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从精英主义理论建构转向了文学经典的大众阅读，说明了阅读经典的动机是为了直面孤独自我，克服对有限生命的恐惧，最终追寻并认识自我。对于普通读者如何阅读经典，布鲁姆也给出了易于遵照的方法，他强调在保持审美性价值取向的个体孤独心理状态基础上，找到真正的经典，在阅读中使其强大的精神内核击中主体的情感和灵魂。布鲁姆的经典阅读观与其经典体系紧密关联，为其经典本体论提供了有力支撑，体现了其经典观的人性主义关怀。 布鲁姆文学经典观为对整个文化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理论影响，坚守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捍卫了文学经典的人文主义立场；对电子媒介时代注重感官刺激的大众文化发展提供了反思；其文学经典体系推动力西方文学史和竞争史的建构；为大众接受有难度的文学经典提供了方法论，使文学审美传统得以坚守和发展。其经典观也对中国传统经典的创造、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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