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需求的增加使得畜禽养殖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发展迅速。与快速繁荣的养殖业相对应的是养殖污染的日益加剧，严重污染环境，危害人们身体健康。为了扭转由畜禽生产引起的环境恶化加剧的趋势，我国政府自2014年以来，密集的颁布多项环境规制政策与法规，试图调整畜禽养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生猪养殖产业作为畜禽养殖业中最为重要的产业，也是最受关注人们的产业，在严格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势必会受到巨大影响。由于禁限养区的划定，我国主要河流附近22万个养猪场被关闭。在限养区，环境规制使得养殖成本提高，这对于小规模养殖户而言是难以承受的，而规模养殖户则可以通过加大对环保设施的投入来满足规制要求。而在禁养区，养殖户只能选择关闭养殖场或是搬迁到其他地区继续养殖。显然，环境规制在2014年后成为了制约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研究环境规制作用下生猪养殖产业结构变化及区位动态变化有利于环境规制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也可以为我国生猪养殖未来发展布局提供合理建议，促进生猪养殖产业健康发展。 本文以我国畜禽环境规制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人工收集的2014-2017年我国279个地级市的环境规制数据，2010-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的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场）数量数据以及2010-2017年间279个地级市生猪生产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生猪养殖产业结构及区位动态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首先运用所收集的数据对比分析了环境规制实施前后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和产业布局的变动，并分区域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实施环境规制对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的作用效果；最后，运用同样的模型估计了环境规制对实施地区生猪生产占比的作用效果，进一步的利用异质性分析探明环境规制作用下我国生猪产业的转移方向。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环境规制使得实施地区家庭散养户占比下降了1.9%，养殖专业户占比上升了1.3%，规模养殖户占比上升了1.2%，并且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作用随规制强度的增加而增大。可以说，环境规制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生猪养殖的规模化程度。 第二，环境规制使得规制地区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和存栏量的占比分布下降8.2%，8.3%和10.1%，并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其对于规制地区生猪产业的转出作用更显著。也即是说，环境规制的实施会正使得生猪养殖产业的布局发生变化。 第三，由于分权制的环境治理体系以及各地养殖的污染情况不同，环境规制的实施强度也有所不同。通过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生猪养殖产业正从环境规制强度较大的南方地区向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北方地区转移。同时，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生猪养殖产业正在从环境规制强度较大的经济发达地区向规制强度较弱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转移，这可能会使得那些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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