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实体行业普遍面临着经营疲软和市场供需失衡等境况，经济增速日益减缓。受金融、房地产业的高收益引诱，非金融企业逐渐以金融化投资作为日常生产经营之外的主要投资策略之一。实体企业大规模地投资金融资产，却忽视主营业务的发展，对金融资本运作的重视程度逐渐超越了对实体产业的经营，呈现出企业金融化发展程度不断增强的态势。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问题需要得到重视，金融投资化作为纾缓融资困境、平缓经营利润下降的方式之一，能够推进实体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倘若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仅仅出于市场趋利动机，将会对实体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宏观经济体系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为此，对企业金融化与其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丰富拓展了相关的研究理论；同时，不仅有利于企业制定合理的资产配置策略，优化企业的金融化结构，提升资金使用率，追求企业绩效最大化，也为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制定金融政策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本文选取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企业的2009-2018年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非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首先，本文从全样本层面分析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总效应，然后，引入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度三个调节变量，检验三者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最后，以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深入探究现阶段企业的适度金融化对企业绩效正面影响的传导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实体企业进行适当的金融投资可以发挥“蓄水池”效应，增加资金来源和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企业主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整体效益；但是，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对金融资产的超额配置将会挤占侵占实业投资资源，妨碍主业的正常运作，从而无法改善企业绩效。（2）产权性质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3）企业规模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与大规模企业比较，小规模企业绩效受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更敏感。（4）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绩效受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更大。（5）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研发投入→企业绩效”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企业金融化是通过研发投入渠道对其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即：企业的适度金融化行为能够发挥资金“蓄水池”效应，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显著改善企业盈利能力和绩效。 此外，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构造工具变量，2SLS的结论与主回归相一致。本文还做了其他的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实证结果可靠。采用构造一阶滞后项、替换企业绩效衡量方式和替换企业金融化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本文主效应结论是稳健的；基于全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得出，研发投入依然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始终是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部分中介因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传导路径仍成立，进一步证实了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结论。 基于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从企业、政府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实体企业方面，一是应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能盲目追加金融资产投资；二是应立足于主业经营，用长远的眼光权衡金融投资和主业投资；三是应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政府方面，一是应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抑制金融投机行为；二是应营建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减轻企业融资压力；三是应出台支持企业研发创新的鼓励政策，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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