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知青小说的创作中，史铁生超越了先前的知青视角，把关注点转向了农村与农民，因此其知青小说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但在8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话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语境中，研究者逐渐把它们归为“寻根文学”，并且进一步突出其中的审美特质。尽管从审美性的角度把握史铁生的知青小说并不是“不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眼光却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因为其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内涵绝不单单是一个“诗意乡村”就能涵盖。总的来说，“诗意乡村”这一评价遮蔽了史铁生是一个“突入现实”的知识青年的事实，遮蔽了插队经历对史铁生的影响，遮蔽了史铁生在知青叙述中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 史铁生作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所接受的共和国的教育，他所经历的共和国的革命，都对他的价值观塑造和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知青小说中叙述的并非“诗意”，而是“诗意的破灭”，这种破灭首先表现在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超乎他的想象，他对插队的浪漫幻想也随之破灭。 在知青小说的叙述中，史铁生再现了知识青年在与农民互动中“主体性”的确立过程，以及知识青年的人民意识和平等观念的形成过程。史铁生在农村并不算长的劳动实践，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农村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与陕北农民相濡以沫的关系，极大地弥补了他此前城市生活的局限性，使他看见了一个全面的中国。农民在农村艰苦而自得其乐的生活观念影响了史铁生一生，特别是双腿残疾、坐上轮椅之后，从农民身上学到的思想品质成为他走出“小我”、走向“大我”的契机，这些都是促成其知青小说超越同时期以“诉苦”为主的知青小说的重要因素。 史铁生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从未停止。插队生涯加深了他对城乡差距的切身感受，因此，基于经济角度，他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合理的。他提倡平等与自由，反对强制与简单的立场表达，对于自己所经历的“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他并未回避因强制而造成的弊端；在后来的散文中，他深入分析了强制的方式所造成危害，我们得以看到他深层的思想。他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危机”，展示了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及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底层”的平等与公正问题的关注。 因此，对于史铁生的知青小说，我们不仅要从审美角度看待，更要从文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进行解读，这样才可能看到一个“整全”的史铁生，从而对史铁生的知青小说作出一个尽可能全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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