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医疗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以药养医”体制的弊病加重了患者的用药负担，引发医患矛盾，医闹事件时有发生。为继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开展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简称“集采”）工作，到目前为止，集采工作已经进行到了第四批。集采的核心是将各省（区、市）的需求汇总起来，以量换价，实现药品降价的目的。作为医药供应链的零售者，各省（区、市）的医疗机构应该如何确定最优药品订购量和医疗服务价格，成为带量采购中医药供应链运作的一个科学问题。 现实中，医疗机构的决策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过程通常会受到其非理性行为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将行为因素与带量采购中医药供应链的决策问题相结合，在考虑自信水平和损失厌恶的基础上，对两种参考点情况下的医药供应链最优决策问题展开研究，包括：同时考虑医疗机构自信水平、利润参考点和损失厌恶三个行为因素，把医疗机构最大利润与最小利润的加权函数作为其利润参考点，自信水平作为权重，建立了两级医药供应链模型，既考查了医疗机构自信水平对订购决策的影响，也探究了当考虑利润参考点时，医疗机构损失厌恶行为对最优订货量、期望效用及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进一步引入了患者的价格参考点，同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利润参考点和患者的价格参考点，分析了各行为因素对医疗机构定价与订货策略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考虑参考点时医疗机构的最优订购量并不总是关于损失厌恶的减函数，这不同于现有的没有考虑参考点文献的研究结论。在只考虑医疗机构的利润参考点时，存在自信水平阈值，当自信水平低于该阈值时，最优订购量随损失厌恶的增加而减少，当高于该阈值时，最优订购量随损失厌恶的增加而增加。在同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利润参考点和患者的价格参考点时，分别存在医疗机构的自信水平、缺货成本和患者的参考系数阈值。当这三个因素低于该阈值时，最优订购量与定价均随损失厌恶的增加而减少，当其高于该阈值时，最优订购量与定价均随损失厌恶的增加而增加。考虑到医疗机构是损失厌恶的，当缺货成本较高时，随着损失厌恶的增加，医疗机构会提高服务价格降低需求，来减少缺货造成的厌恶感。医疗机构的期望效用是损失厌恶的减函数，是参考价格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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