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易代之际独特的时代背景，加之戏曲自身内在发展规律，使这一时期的戏曲面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承前启后的特征。本文聚焦于明清易代之际文人戏曲创作，分别从创作心态、审美风尚、创作形态三个方面探究这一时期文人戏曲创作介于晚明、清初间的承传流变作用。鉴于传奇、杂剧两种剧体在文人创作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其分别展开论述。 明清易代之际传奇创作心态具有动态性、多样化的特点，既继承了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下形成的自娱自况、乐中寓教的典型心态，又在时代巨变的强力刺激下显现出理性精神抬头，作家主体意识增强，关注现实人生等诸多新变趋势。同时期杂剧创作心态则以承续为主，新变为辅。晚明杂剧剧体总体上朝着“写心剧”的方向发展，鼎革巨变催生了文人表情达意的强烈需求，遗民作家群体成为杂剧创作的主流，杂剧“剧诗”的特质被进一步发掘，逐渐脱离场上成为寄予文人亡国血泪、沉浮悲喜的案头读物。 审美风尚方面，晚明以来传奇尚“奇”、主“情”的审美风尚仍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但受明清鼎革的现实激荡，“情”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家国情怀、兴亡悲慨、侠肝义胆等都被纳入“情”的范畴。文人审美品位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得到凸显。明清之际仍有部分传奇作家在审美观念上偏执于“汤词”或“沈律”，但此时“汤沈之争”已得到众多戏曲家的自觉调合。“合之双美”的观念受到普遍认可。当此之际，杂剧却在“剧体诗用”的创作背景下越发朝向崇尚“雅正”之美的诗教传统靠拢，推崇才学和性情并举，承续着明嘉靖、万历时期杂剧创作的审美潮流，其新变特征则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回落，进而深化了对现实人生的体察和反省。 创作心态、审美风尚的承变特征最终落实在创作形态上，并体现在题材本事、人物形象、结构体制、语言风格四个方面。传奇领域，吴炳、孟称舜、阮大铖、李渔等作家仍旧承续晚明浪漫主义创作传统，凭空结撰着才子佳人的婚恋故事。时事剧、历史剧在苏州派作家笔下异军突起，社会生活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强势介入传奇创作。与之相随，各类市井小人物形象为该时期传奇人物画廊增光添彩，他们在承袭晚明传奇人物类型化的特征的同时，开始朝向个性化方向发展。晚明传奇新型“点线式”结构为明清易代之际传奇结构体制奠定了基础。吴伟业、丁耀亢、尤侗等遗民文人作家传奇创作注重表情达意而忽视结构艺术，多效法“临川四梦”二重空间结构，在现实和幻境间的“上下求索”中展露心路历程。冯梦龙、阮大铖、李渔及苏州派作家则关注剧作场上效果，勇于探索创新。他们精简体制，苦心经营结构艺术，力求强化剧作戏剧性和舞台性。语言风格方面，吴伟业、丁耀亢、尤侗、吴炳、孟称舜、阮大铖等作家重视才情展现，多承续晚明传奇典雅秀丽的风格特征，而李渔及苏州派作家则注重从生活中提取语言素材，剧作语言通俗、活泼，富有个性。杂剧领域，鼎革巨变的刺激使作家有意识地借杂剧剧体抒发一己之情怀，加剧了明代中后期以来杂剧创作案头化的趋势。这一时期杂剧创作虽然承袭了此前题材多样化的特征，历史题材却骤然勃兴，借历史人物抒写己怀成为新的创作风潮。历史人物代作家立言的方式造就了一批脱离历史人物性格逻辑的扁平式人物形象。杂剧结构继承了此前自由灵活的体制特征，延续了服务于抒情写心目的带来的忽视结构艺术的趋势。只有个别作家另辟蹊径，在结构艺术方面有所创新。语言风格则以承续为主，文辞创作普遍融入诗歌艺术手法，朝向文雅工丽的美学方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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