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员、资源和要素高速流动的社会，以人口迁移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和以汇款形式存在的资金流动是中国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在0.46~0.5区间内，是一个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民小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到201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仅剩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城乡劳动力转移越来越频繁，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2018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万人，同时由劳动力流动引发的资金流动规模也不断上升。根据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进行估算，通过农民工汇款流回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资金规模分别达16145.94亿元、8928.76亿元和456.42亿元。劳动力流动和资金流动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和贫困减少是否有作用？有多大作用？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家庭在人口迁移和汇款方面表现出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发现，家庭规模、7～15岁人口比例、16～64岁男性比例、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和有工作对家庭人口迁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婚的人口数、户主健康状况对人口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人口迁移的邻里效应分析发现，村（居）的迁移率和村（居）人均纯收入对人口迁移有显著的影响，村（居）的迁移率越高，家庭进行人口迁移的概率也越大，这是人口迁移存在邻里效应的直接证据。村（居）的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选择人口迁移的倾向越强，因为较高的人均纯收入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数量较多，而相对贫困人口有较强的迁移动机，验证了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对汇款的邻里效应分析显示，村（居）的迁移率、产业结构和人均纯收入对是否汇款有显著的影响，迁移率和人均纯收入对外出人员汇款概率有正向影响，以农业总产值占比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对外出人员汇款概率有负面影响；迁移率、人均纯收入和人均耕地面积对汇款数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汇款动机不完全出于利他考虑，村（居）特征对汇款数额的影响存在非常显著的时间效应。 对中国家庭收入分配特征的系统研究发现：（1）汉族家庭的收入均高于少数民族家庭收入，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家庭主要生活在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2）除了下尾的极端分布外，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收入也越高；同时，教育水平越高的组，该组内家庭收入分布的离散程度也越大。（3）中共党员、民主党派的家庭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的收入。（4）有伴侣的家庭收入远远高于没有伴侣的家庭收入。（5）总体上看，农村住户家庭收入低于外来务工住户家庭收入，外来务工住户家庭收入低于城镇住户家庭收入。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家庭，其收入已经接近城镇家庭收入水平。实证研究发现：在第0.7分位数以下，对数收入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比收入分位数回归模型好，而在第0.7分位数以上，收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比对数收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拟合得好；年龄增长、教育水平提高、家庭与城市联系的密切程度上升均会使收入分布的位置向右移动，且扩大收入分布尺度；极端分位数的绝对效应显示，协变量数值两端的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对数收入模型的典型设定效应缩小了协变量两端的绝对效应的差距；考虑能力因素后，年龄、年龄平方、教育水平、住户类型、家庭类型等依然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估计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 在分析了人口迁移、汇款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家庭收入的分布特征后，本文从人口迁移-汇款的视角研究劳动力流动、资金汇回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净效应，并对比了迁移-汇款路径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在城乡之间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把家庭经济数据与成人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资金汇回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家庭迁移决策和汇款决策是外生的情况下，迁移、汇款均降低了收入不平等；考虑到迁移和汇款的内生性，进行反事实分析发现，迁移对不平等的净效应是使不平等下降了0.21%,汇款对不平等的净效应是使不平等水平上升了1.12%。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城市路径的迁移汇款使不平等增加了0.41%，而农村-城市路径的迁移汇款使不平等增加了2%；迁移-汇款增加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但是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小，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该研究结论表明，降低劳动力流动门槛，制定差异化人才政策，发展劳动力输出地经济，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贫困是与收入不平等紧密相联的现象。针对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劳动力外流和资金回流现象，使用四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反事实”模拟分析框架，研究和分解劳动力外流与资金回流的净减贫效应，并分城乡比较不同迁移-汇款路径的减贫效果，以揭示中国的减贫路径，服务精准扶贫。结果发现：（1）劳动力外流（迁移）使得劳动力输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2%-2.5%，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分别下降3.8%-6.5%、4%-7%、3.9%-6.4%，减贫效果逐年增强；（2）资金回流（汇款）使得家庭收入提高15%-20%，汇款的收入边际效应是0.02%-0.03%，使得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分别下降30%、34%和36%以上；（3）农村-城市迁移汇款路径的增收效应远大于城市-城市迁移汇款路径，二者均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是农村-城市迁移汇款路径降低贫困发生率的效果更好；（4）西部外迁型的增收效应和减贫效应最强，东部外迁型的增收效应和减贫效应最弱。因此，政府应对农民工落户城市采取“不干预”政策，为劳动力流动和外出人员返乡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本文进一步研究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识别与分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采用的是绝对贫困标准，计划于2020年底消除绝对贫困，在现行的贫困标准下全体人民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中国下一步的减贫任务将会转向减少相对贫困。本文分析了中国的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测度，并对贫困变化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与相对贫困发生率变化趋势正好相反，虽然绝对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但是相对贫困发生率却不断上升。本文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提出把贫困指数的变化分解为识别效应、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这种对贫困指数的分解既适用于绝对贫困的度量，也适用于相对贫困的度量。研究表明，近年来相对贫困发生率之所以上升，是因为识别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发挥了较大作用；绝对贫困发生率的显著下降，增长效应发挥了较大作用。因此，在后扶贫时代的减少相对贫困努力中，应该从增加人们收入水平和使收入分布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出发，发挥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对于减少相对贫困的作用，当增长效应与分配效应的上升速度比识别效应快，对于减少贫困的效果比识别效应增加相对贫困的效果更强时，相对贫困发生率的上升趋势才可能发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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