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财务造假案频现，一度被誉为“中国的3M”和“千亿白马股”的康得新2019年财务造假事件引发了广大投资者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可信度的担忧，之后为康得新提供年报审计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被处罚，迎来了超大规模的客户解聘行为（超过94%的客户）。作为曾经的内资第一大所，这一事件极大的毁损了瑞华所的声誉，也引发了投资者和外界其他人士对瑞华所审计道德和审计质量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为我们研究证监会处罚后，客户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提供了较理想的、外生的自然研究环境。例如，在瑞华所声誉受损后，其客户是否会出现负面市场反应，同时市场反应是否会因审计师独立性的高低而有所差异；在瑞华所客户纷纷解聘瑞华所后，客户公司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能否影响其解聘时间和继任审计师选择，这一关系又是否会因为产权性质和外部关注度而出现差别；最后继任审计师在为“污点”瑞华所前客户提供服务时，在面临外界更多关注时，是否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发现更多的财务舞弊行为？ 在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法规和诉讼压力增加了审计师面临的证监会处罚的压力，保障了高质量审计的供给。审计相关的诉讼和外部监管的压力，共同强化了审计师的法律责任意识，并提高了其执业质量。但在我国，针对审计师的诉讼很少见，大多数时候由中国证监会对未能尽职尽责的审计师进行处罚。证监会处罚作为审计外部监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上市公司审计进行有效监督，以保证上市公司审计质量。2020年3月份我国颁布的新证券法中审计师因虚假信息而受到证监会处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概率将会更大，也因此需要承担更严厉的处罚。在中国，有关审计监管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正在逐步完善，特别的随着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的深入推进，在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审计师面临着更为严厉的监管环境。此时，研究证监会处罚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审计需求的三大理论：信号理论、代理理论和保险理论，从审计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外部投资者、公司高管和继任审计师及外部监管这三个角度，分析证监会处罚的经济后果，主要研究结论和发现如下： 首先，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证监会处罚信息向投资者传递了审计时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的信号，由于审计师的审计质量与信息披露质量直接相关，那么投资者会据此判断审计师的客户也可能存在潜在的信息风险，也就是说资本市场对证监会处罚会有明显的市场反应。在此背景下，本文对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调查后，其审计的客户公司在公告日前后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瑞华所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当天，其客户公司市值平均下跌0.44%。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审计师独立性越低时，市场的负面反应越强烈；而国有企业的审计师独立性对市场负面反应的抵消作用会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发现瑞华所的工作说明澄清公告并未起到正面效果，反而引起了客户公司股价的下跌；较早解聘瑞华所的客户，其解聘公告日前后的累计异常收益较高。本文的研究表明，审计师声誉受损会导致其审计的客户公司价值毁损。而审计师独立性能够缓解公司价值的毁损，在国有企业中其缓解作用会更强。 进一步的，基于代理理论，公司高管会选择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以降低投资者与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证监会的处罚信息向高管传递了，审计师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为了消除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的质疑，提升财务报告可信度。公司高管可能会选择解聘受到证监会处罚的审计师，并选择高审计质量的审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被证监会调查后客户的集体解聘行为，为检验审计师委员会独立性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实验环境。与之前研究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因素文献不一样，本文是在既定公司特征下去研究审计委员会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并不存在公司为了实现审计师选择而配置特定的审计委员会，这为本文的研究克服了天然的内生性。研究发现，如果客户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较高，他们会更早的解聘瑞华所，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审计师特征和公司治理水平及行业特征后，结果依然存在；此类现象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更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同时解聘速度更快的公司市场反应更积极，且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越低时，解聘速度与公司市场反应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在解聘速度较慢的公司中，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越高，越倾向于聘用“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本文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更高的公司会更加关注聘请声誉良好的审计师，为审计委员会是审计师任命重要的治理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 最后，基于审计的保险理论，审计师由于具有深口袋，在面临审计失败时，投资者往往会将审计师作为诉讼对象之一。而审计师为了降低可能的诉讼风险，会对前任审计师被处罚过的客户提高警惕，加强审查；与此同时，证监会、媒体及其他监管机构也会对污点审计师的客户给予更多的关注。最终，污点审计师客户表现出更多的财务重述。利用瑞华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被证监会调查的特殊情景，通过比较瑞华客户和非瑞华所客户在2019年的财务重述比率，建立检验概率推导模型，推断出实际检测概率，发现约30%的财务重述尚未被发现。本文结论为监管机构加强行业监管和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参考和证据支持。 总之，本文的结论证明了资本市场证监会的处罚的治理功能，为理解证监会处罚的经济后果，完善证监会监管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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