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为代表的曹禺戏剧触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主题。然而，截止目前，从存在主义的视野出发，对曹禺戏剧进行主题学研究的成果尚为空白，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即以此为基点，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内外因素两个方面深化了曹禺与存在主义哲学渊源的史料考证。接下来，在对《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分别将四个剧本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一基本命题进行对接，各自为章，通过史论结合、文本分析的方式，详尽阐释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创作文本中曹禺的存在之思，包括其存在思考的主要内容及其产生流变的现实原因等。 《雷雨》时期，曹禺面对存在这一大命题，更多着眼于对“何为存在”问题的追问，从感性层面探究了个体存在于世的荒诞体认。此在通过“被抛”荒诞之感引发“畏”之思索，由此审视自身，展开了自我搏击、自我决断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曹禺意识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因其主观世界中的神秘主义色彩，此在的自我搏击最终失落，曹禺另择出路，于宗教意义上重新安置了个体“被抛”绝望的荒诞体认。 继对存在荒诞思索初次表达的《雷雨》之后，《日出》时期的曹禺更多从认识论意义上将此在荒诞性的“何以为此”导向了“公众意见”对个体独立性的把持与损害，展开了对“沉沦”着的“众人”的尖锐批判以及对“本真”生存状态的呼唤。这一时期的曹禺更多地在理性意义上对此在的“被抛”荒诞进行了溯源，但尚未就出路问题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探讨。 与《日出》相似，《原野》同样在认识论层面将此在存在荒诞性“何以为此”的追问导向了个体存在的“自欺”、“蒙蔽”状态，曹禺于其中突出了成为你自己、反抗绝望以及自我承担生命责任的存在思索。相较于《雷雨》、《日出》的悲观结局，《原野》中“向死而生”的自我决断暗示了此在冲出荒诞存在的可能与出路，但这一时期曹禺的存在之思依然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理性缺失。 《北京人》时期，曹禺在认识论层面区分了“本真”与“非本真”两种生存状态以及“自欺”与“自为”两种存在选择，批判了吃人礼教这一“公众意见”以及此在“自欺”、“自弃”的消极取向。面对时代的趋势，曹禺最终在方法论意义上坚定了此在带有革命意味的“自为”选择的出路，并完成了自身由沉思者向行动者的跃进。然而，《北京人》所指出的“自为”出路，由“我”到“我们”，却并非意味着“超越存在之虚无”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因此，这一问题仍是未完成的。 在从《雷雨》到《北京人》的创作过程中，曹禺的存在之思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方法论意义的逐步推进与深化，形成了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逻辑递进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曹禺本人也实现了由沉思者向行动者的跃进。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