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天津开埠通商后，皮毛逐渐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在港口的辐射带动下，华北、西北、东北部分地区的农畜产品经天津出口海内外。天津作为近代皮毛市场网络的中心环节，皮毛出口在津埠出口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天津皮毛贸易发展嬗变折射出贸易和时代的变迁。在商贸市场方面，洋行、买办依靠贸易特权深入“三北”腹地收购皮毛，内陆人民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以旅蒙商、河北帮等为代表的地域性商帮积极参与皮毛贸易，与洋商“争利”，分庭抗礼。清季民初以降，随着腹地交通与通讯网络形成，皮毛腹地急剧扩大，品目繁多的皮毛、皮张大量萃集津埠。天津皮毛商情市价的浮动起伏，与市场需求、腹地的产销情况不无关联。在行业关系方面，货栈业负责代客买卖、寄宿客商、贮存客货等业务；金融业提供代付货款、各类结算等资金保证；经纪业为贸易双方从中说合促成交易、代客买卖提供中介功能。货栈业、金融业、经纪业与皮毛业密切合作，利益共存，形成了经济双赢、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在利益诉求方面，皮毛业公会积极为同业会员奔走呼号，向商会反映实情，向政府呼吁减免苛捐杂税，积极维护会员利益。在皮毛运销网络方面，“三北”所产皮毛通过若干集散中心，鞣制硝熟后汇集天津，共同构成了天津皮毛的国内腹地市场，经港口销往海外，形成了皮毛的国际市场。皮毛大量输出使腹地的市场化、外向化程度迅速提高，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社会的近代化。“三北”腹地拥有无可比拟的资源禀赋，为津埠皮毛出口商贸的繁荣，提供了多领域的资源和市场支持。皮毛贸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常常受限于多重因素的耦合。当目光所及皮毛贸易在港口的辐射下收获福祉时，同时也管窥到出口繁盛的背后隐藏着诸多危机。第一，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敌入侵下被动开启因应，因而始终伴随着屈辱、挣扎、动乱等诸多困境，皮毛更是列强为满足工业需求而掠夺的大宗原材料，且洋商买办上下其手，操控市价、以次充好，因此皮毛贸易带有强烈的殖民性。第二，皮毛运销所带来的出口贸易红利，其实惠只能作用于少数从业社群，广阔内陆腹地的民众并未就此真正走向富裕道路。再者，西部腹地常以皮毛类产品换取东部的工业制品，价格剪刀差促使东西部财富分配失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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