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不断萎缩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大国地位持续巩固，跨国并购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模式。与此同时，我国跨国并购的质量也在显著提升。作为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不同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势必会有所不同。从微观层面检验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生产出现空间集聚现象。不同产业集聚水平下企业的生产率不同，生产率则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将产业集聚引入企业跨国并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跨国并购的二元边际分为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广延边际指企业是否进行跨国并购，集约边际指企业选择并购的数量和规模。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影响。同时引入产业集聚，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对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调节作用。首先，本文梳理了企业生产率、产业集聚和跨国并购的相关文献。其次，本文结合新新贸易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分析生产率对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作用机理，提出相关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随后，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研究生产率对跨国并购二元边际影响的主要驱动力；区分产业集聚类型，研究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生产率对跨国并购二元边际影响的差异。最后，本文对生产率对跨国并购二元边际影响的作用渠道进行了检验。 本文将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Heckman两阶段检验方法，检验生产率对企业跨国并购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并探究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对企业跨国并购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生产率优势可以拓展企业跨国并购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产业集聚可以正向调节企业生产率与跨国并购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正相关关系。在进一步检验中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会拓展企业跨国并购的二元边际。在这其中，技术进步起了主要作用，技术效率变动的贡献略有不足。专业化集聚对企业生产率和跨国并购的二元边际均能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多样化集聚仅会促进企业生产率和跨国并购规模的关系。整合能力在生产率和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并购的研究范畴，也拓展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范畴。其次，本文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特征，便于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更好的进行跨国并购决策，同时对不同地区企业跨国并购的进退决策和科学选址提供了依据。最后，本文为反驳西方媒体频发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