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源投入的增加和利用效率的提升，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三期叠加”影响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压力测试”，资源约束日趋紧张，过度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如何提振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要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向经济增长质量转变，提高效率成为解决问题的核心。作为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一环，投资对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高效率的投资，有利于增强发展后劲，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面临对投资的庞大需求，必须将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改善投资效率，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对于企业而言，投资效率问题也直接关系企业的业绩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企业的财务管理行为主要包括投资、融资和资金分配三个方面。企业的投资行为会干扰融资行为和资金分配行为，并对企业的现金流、盈利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合理有效的企业投资行为，可以维护企业的资产价值，助力企业的长远发展。在高铁建设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缩短了不同地区的相对距离，高铁建设通过加速信息、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视角研究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两个角度揭示相关传导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对高铁建设和企业投资效率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高铁的经济效应、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整理和分析，为本文后续研究奠定基础。继而对高铁开通和企业投资效率的概念进行界定，对高铁建设和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理论依据即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进行详细的阐述。通过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传导路径、异质性三个层次的逻辑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其次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5~2018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 基于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结果，得到本文的研究结论：（1）高铁的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开通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高铁开通增强了公司地理位置的可接近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减轻了地理距离引致的信息不对称，加快了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和高层次人才，提升企业管理层投资决策效率。（2）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多重传导路径。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一方面，高铁开通降低了信息沟通和监督管理的难度和成本，增强了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动机，有利于抑制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和逆向选择行为，降低了代理成本，减轻了企业的代理冲突，从而抑制了管理层非效率投资行为。另一方面，高铁开通降低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减少因资金不足导致的投资不足，从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3）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高铁的开通对不同地区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不同。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会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要素和资源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高铁开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高铁开通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非常显著，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则不存在正向的影响。本文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企业投资效率问题，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揭示了高铁建设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间的研究机制，为高铁经济效应研究提供了微观机制证据。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也对企业如何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以及政府如何依托高铁开通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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