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盈余指标通常是一家企业最重要也是投资者最为关注的指标。在权责发生制下，部分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依靠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由于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和信息不对称，这种主观的职业判断给予了上市公司采用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尤其是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处于退市边缘的ST公司，管理层出于保住上市公司资格、自身薪酬等动机往往会采用盈余管理调节利润。但是盈余管理行为已经较为普遍，ST公司的管理层会采用各种手段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掩饰。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的业绩归因作为解释公司经营状况的语言类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相辅相成。部分ST公司会在保壳的关键年份采用自利性业绩归因的方法隐匿盈余管理痕迹，两者形成了一种复合行为。国内外学者关于业绩归因和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对于两者复合行为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针对此类问题探究企业的盈余管理复合业绩归因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择在2018年成功扭亏保壳的DT公司为例，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和Meindl的研究方法对案例公司的盈余管理和业绩归因自利性倾向进行定量分析。再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案例公司业绩归因的客观性以及复合行为的具体手段，发现案例公司采用了向关联方出售重大资产、调节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但是在对业绩变化的解释中没有提及，而是将业绩变动归因为行业竞争加剧、压降两金、调整业务结构等这些对业绩贡献较少的因素上，掩饰盈余管理行为，造成会计信息失真。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DT公司在2016年戴帽至2018年摘帽的过程中存在盈余管理复合业绩归因行为。这种复合行为可以隐匿盈余管理，DT公司对复合行为产生依赖，并且具有反复性，对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投资者带来损害。最后，本文为企业自身、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都提出了建议，希望能提供一定帮助。 论文研究也存在不足，未来对盈余管理复合业绩归因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深入，一是从企业对对复合行为依赖的性质和危害进行深入研究。二是从企业盈余调节的形式展开，探究其他形式的复合行为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其具体特征是什么，以及其深层的原因都有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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