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0年后，随着交通、金融及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与贸易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由跨国公司推动并构建的全球性跨企业间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迅猛增长，如今已占据全球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在新的发展方向下，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了资本、技术及生产资源的整合，为许多缺乏必要生产条件的国家提供了融入全球经济的新契机，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加速实现，接收FDI也成为了东道国嵌入GVC的重要方式。但这一过程中各东道国所表现出的环境差异日益凸显，发达国家通过转移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使本国环境问题得到缓解，而部分接收FDI的发展中国家环境急剧恶化，碳排放迅速上升，一度沦为“污染避难所”。而伴随着全球碳排放增长的加剧，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愈发关注，各国积极推动并参与相关气候协定。2020年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各主要经济体也先后发布碳相关目标与时间表，各国对自身碳排放责任的界定更加细致。因而，在新的GVC背景下有必要探究FDI对碳排放的具体影响，并据此制定相关政策，更好地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首先对FDI与碳排放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探讨了FDI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制；随后，根据WIOD2016投入产出表中38个国家2000-2014年的数据，结合具体的规模、结构、技术及环境规制效应构建面板模型；最后，通过构建交互项和门槛回归模型将GVC、FDI与碳排放联系在一起进行扩展研究。 经过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FDI的上升会促进碳排放水平的提高，且东道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位置会对这一作用产生影响；第二，东道国积极融入并提升GVC地位会对碳减排产生正向影响，但具体区分基于前向及后向关联的参与度则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碳排放差异；第三，综合FDI与GVC对碳排放的影响路径，人均GDP所代表的规模效应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符合库兹涅茨曲线，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也能产生减排作用，但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第四，FDI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有显著的GVC位置双重门槛和前向参与度的单一门槛效应，GVC位置和前向参与度的提升整体上会对FDI的“污染避难所”效果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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