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换,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通过探索金融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合我国各区域发展现状以及最新的扶持政策,探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和渠道。 本文认为,金融集聚的过程对人才、资本和技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并将通过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产业升级等效应,加速动能转换,提高创新驱动能力,拉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增长。与之相对,金融资源高度集中也容易带来资源冗余、供需匹配不佳,影响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而集聚水平不高的地区难以得到足够的资源,整体生产率难以提高。 为研究金融集聚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去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后,本文将我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选择2006-2018年13年的数据。金融集聚水平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来测算,之后运用DEA-Malmquist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加入控制变量,形成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部分采用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结合的方法,静态模型选择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比分析;为了解决固定效应模型遗留的时滞和内生性问题,加入一阶滞后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系统矩估计动态模型分析,最后根据集聚水平的高低划分子样本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整体金融集聚水平不高,但是自东向西递减,且各区域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与金融集聚存在区域层面上的一致性,而且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力的推动作用要大于技术效率因素;3.金融集聚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本呈“倒U型”,较低的集聚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较高的集聚水平则会有抑制作用,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存在时间滞后效应;4.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水平、工业化、科研投入、对外开放等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而过度的政府干预则有相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