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分析因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病变（High-gradesquamousintraepitheliallesion，HSIL）行冷刀锥切术（Coldknifeconization，CKC）或环形电切术（Loopelectrosurgicalexcisionprocedure，LEEP）后切缘阳性患者采用不同临床处理措施后疾病的预后及转归情况，探讨切缘阳性患者的分层管理方式。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因HSIL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行宫颈锥切手术，术后病理提示切缘阳性26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孕次、产次、绝经状态、术后病理级别、术后切缘累及范围、再次手术方式、再次手术后病理情况、术前及术后细胞学及HPV感染情况等。根据患者病情及意愿选择定期随访观察或再次行LEEP、CKC、全子宫切除术或广泛全子宫切除术。所有患者术后均定期门诊随访，行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Thinprepcytologictest，TCT）及HPV检测（HCII或HPV分型），若细胞学异常和或HPV持续感染则行阴道镜下宫颈活检术及子宫颈管内膜刮取术（Endocervicalcurettage，ECC），明确有无病变残留及残留病变级别，及时发现病变持续、复发及进展情况。分析切缘阳性患者随访及再次手术治疗预后情况，比较不同手术方式切缘阳性率、补充手术术后病变残留组与无病变残留组的临床病理特征，计算病变残留率及分析病变残留高危因素。 结果：3614例患者中，切缘阳性266例，总阳性率为7.3%。其中，首次锥切行LEEP者886例，术后切缘阳性者56例，阳性率为6.3%，首次行CKC者2728例，术后切缘阳性者210例，阳性率为7.7%，两组阳性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切缘阳性266例患者分为随诊组（n=142）及治疗组（n=124）；治疗组患者结合病变级别及患者生育需求分别采用了再次宫颈锥切、全子宫切除术或广泛子宫切除术，再次术后病理诊断为慢性宫颈炎45例，宫颈低级别上皮内病变（Low-gradesquamousintraepitheliallesion，LSIL）15例，HSIL30例，宫颈癌(Cervicalcancer，CC)34例，结果表明病理HSIL及以上病变残留率为51.6%（64/124）；单因素分析病变残留组与无病变残留组相关因素显示：内外切缘阳性、多点切缘阳性、术后HPV持续感染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具有差异性的因素进一步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分析病变残留组与无病变残留组相关因素显示：内外切缘阳性（OR值：16.40）、多点切缘阳性（OR值：5.416）、术后HPV持续感染（OR值：7.30）为宫颈锥切术后病理切缘阳性患者病变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宫颈锥切术后病理切缘阳性患者需根据有无生育需求及病变残留高危因素综合评估。具有病变残留高危因素者，建议结合患者生育要求再次行锥切术或全子宫切除术。无病变残留高危因素者，可优先选择严密随访，避免过度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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