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s，GVC）分工已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各国把拥有高附加值生产能力、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作为经济发展目标之一。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引擎，贡献我国超过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如何提高服务业GVC分工地位，以带动国内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服务经济产业体系，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对外开放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然后依据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测算了全球主要国家的服务业整体及分行业GVC分工地位指数及排名；进一步在OECD增加值贸易数据库2005-2015年的年度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外开放度对我国整体服务业和不同要素密集型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对外开放对我国整体及分行业服务业GVC分工地位影响中存在的国外市场规模、国外制度质量和国外技术水平存在的门槛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我国服务业GVC分工地位不断攀升，从中下游攀升至上游位置，但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能力还远低于其他价值链上游国家；我国金融保险业与房地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呈下降趋势，其他分行业均从中下游攀升至上游位置；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影响我国整体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市场规模与制度质量的单门槛效应，存在技术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细分行业中，对外开放对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不同要素的门槛效应，其中对外开放度影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GVC分工地位中不存在市场规模的门槛效应，当外国市场国规模跨过相应门槛值，对外开放对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增强，当市场规模高于第二门槛值时，对外开放对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有所减弱。当制度质量达到第一门槛值后，对外开放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增强，对于知识密集型GVC分工地位提升作用减弱。当技术水平大于相应的门槛值时，对外开放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为正向影响，技术水平继续增加超过第二个门槛之后，对外开放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GVC分工地位影响变得不显著。最后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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