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传统翻译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中的他译活动，研究成果颇丰，相比之下，对自译活动的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就目前的自译研究来看，研究者们倾向于将自译看作是自译者本身对作品的再创作或改写，自译者所面临的制约以及自译现象中包含的伦理问题尚未得到普遍的关注。《台北人》是作家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其英译由作者白先勇和美国学者叶佩霞合作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在海外发行。作为自译者的白先勇在《台北人》的英译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然而，研究者往往更关注他作为作家的身份，他的译者身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翻译伦理视角对《台北人》自译本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也尚不充分。本文借助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理论，将《台北人》的自译本与原文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白先勇在《台北人》的自译中所遵循的伦理模式及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通过对比研究，本文发现，《台北人》自译本是“翻译”和“改写”的统一体。首先，白先勇一方面通过采用大量习惯性用语和对模糊之处进行澄清促进读者理解，另一方面通过直译加注传达作者意图，从而体现了其对服务伦理的遵从；其次，在文化层面上，白先勇保留了源语文化，同时通过注释、意译等方法促进读者理解以及文化沟通，从而体现了其对沟通伦理的遵从；再次，白先勇积极进行语言层面的调整，使译文满足译入语的语言规范，对诗歌、文言文等语言形式进行改写，灵活再现原文的隐藏含义，满足读者的期待，从而体现了其对规范伦理的遵循；最后，白先勇凭借对原文的透彻把握，采取增译、省译、转换等翻译方法对原文进行了调整，更加准确地展现了原文的内涵，再现了人物形象，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再现伦理，实现了对原文更高层次的忠实。作为译者的白先勇更加倾向于遵循以读者为导向的服务伦理和规范伦理，在文化层面上倾向于遵循沟通伦理，同时，凭借其作为原作者的优势，积极超越传统的再现伦理。在自译过程中，白先勇不再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完全对等，而是采取了灵活的翻译方法来促进读者的理解和文化的沟通，这体现了文学自译者高度的读者意识。 以翻译伦理为视角，本文探讨了自译者在翻译中所作出的特殊伦理抉择及翻译策略选择，以期通过自译启发他译，为文学翻译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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