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文本分析和借鉴红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红楼梦》中的花卉描写除描绘各主要人物的生活环境外，还具有通过隐喻手法展现人物外貌和性格特征、铺垫情节发展、预示人物命运与结局的作用。鉴于此前《红楼梦》英译研究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少，本文对杨宪益、霍克斯两译本中花卉隐喻的再现情况做一对比研究。分析对象以第六十三回的花签和第五回的花卉判词为主，辅之以该两个回目中反映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其他花卉植物的阐释。其中花签涉及黛玉、香菱和袭人，判词则涉及香菱、袭人和元春。 本研究发现，杨、霍译本在花卉隐喻再现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较大差异。二译本相同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宏观处理方面，两译者均未涉及花卉植物的花签和判词进行删减;具体内容方面，两译者均再现了相关花卉隐喻且多处的选词呈现高度一致。二译本相异之处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不论花签亦或判词，霍译文字数均多于杨译;其二，在隐喻选词上，霍译较杨译更富灵活性和变化性;其三，二者展现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本研究认为，二译本上述差异的存在，跟译者的翻译理念和态度、文本外因素干预以及两种文化势力差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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