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比较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接受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与静态调强放疗（sIMRT）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急性放射性肺炎发生情况，分析临床、剂量学因素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急性放射性肺炎之间的关联，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调强放疗的女性患者，根据患者接受的放疗方式分为VMAT组和sIMRT组。所有患者均采用VarianTrilogy直线加速器6MV-X线，处方剂量：PTV：DT45-50Gy/23-25f，1.8-2.0cGy/f，1f/d，5f/w；规定PTV95％的体积达到95％的处方剂量。采用单盲法进行随访，由两名不知道患者接受的是何种放疗方式的医师在经过系统培训后对病人进行随访，通过复习病例资料、查阅影像学资料、电话问询、门诊随访等方式于放疗开始后1个月、3个月对患者进行随访。采用RTOG分级标准对急性放射毒性反应进行评价，比较两组患者急性放射性食管炎、急性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临床、剂量学特征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急性放射性肺炎之间的关联，单因素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 结果：一共收集了132例病人，其中VMAT组87例，sIMRT组45例。VMAT组有7例失访，sIMRT组有4例失访，最终一共入组了121例患者，其中VMAT组80例，sIMRT组41例。VMAT组及sIMRT组发生≥1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概率分别为16.25%（13/80）和34.15%（14/41），VMAT组显著低于sIMRT组（P=0.036）。VMAT组及sIMRT组发生≥1级急性放射性肺炎的概率分别为12.5%（10/80）和26.83%（11/41），VMAT组显著低于sIMRT组（P=0.01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急性放射性食管炎与食管Dmean（F=26.761,P＜0.001）、D50%（F=38.993,P＜0.001）、V30（F=53.898,P＜0.001）、V45（F=9.969,P＜0.001）显著相关，急性放射性肺炎与患侧肺V10（F=3.711,P=0.014）、V13（F=2.859,P=0.040）、V15（F=2.745,P=0.046）、V20（F=2.867,P=0.040）、V25（F=3.089,P=0.030）、V30（F=3.328,P=0.022）及放疗前化疗周期数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食管V30（OR=1.140，95%CI：1.026-1.267，P=0.015）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危险因素，患侧肺V10（OR=1.328，95%CI：1.015-1.737，P=0.039）、V20（OR=1.666，95%CI：1.086-2.557，P=0.019）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急性放射性肺炎的危险因素。 结论： 1、与sIMRT相比，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采用VMAT技术放疗可以显著降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和的急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VMAT在对食管、肺的保护方面更具优势。 2、食管V30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危险因素，可作为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的预测因素。 3、患侧肺V10、V20是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后急性放射性肺炎的危险因素，可作为急性放射性肺炎发生的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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