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8年以来，随着运营里程的增加和网络的日趋完善，高速铁路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高速铁路为综合运输主通道和发展主轴线，引导和促进沿线区域的人口、产业、城市和其他要素资源融合、集聚、扩散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态——高铁经济带，已然成为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共同的关注点。然而，相关研究对高铁经济带形成与演化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还较为粗略，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较少，不能有效地指导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区域开发实践。 对此，本文首先在综述评价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总结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等理论的基础上，对高铁经济带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网络特征、类型划分等进行了界定；然后，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将其作为研究高铁经济带形成与演化机理的中层理论，并结合运输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构建“高铁线路、站点——城市网络——经济带”多尺度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再次，从高铁网络的发展模式和高铁经济带的网络嵌入路径、网络嵌入效应等方面阐述了高铁经济带的网络嵌入机制，从高铁沿线城市的发展模式（站点开发、要素流动、产业集聚）、不同规模区域的空间演化规律、不同交易效率（要素往返型流动模式、要素迁移型流动模式）的影响等方面构建了高铁经济带内部空间形成与演化的微观机理分析模型；再其次，确立了若干组研究假设，采用了中介效应模型等检验方法，对高铁经济带形成与演化的机理做了实证研究；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论与高铁经济带形成与演化的影响因素，针对高铁经济带内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提出了有关城市空间转型、产业升级和交通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高铁经济带的空间基础结构是区域内由高速铁路串联起来的城市网络，该网络由节点（高铁站点及其站点所在城市）和节点之间的连接（轨道线路、车次服务等）构成。高铁网络在轨道设施的物理连接上具有稀疏树状网络的特征，而在车次服务的连接上具有无标度小世界网络的特征；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理论，高铁网络具有中心性和小团体特征，这与经济带结构与形态具有一致性。高速铁路是近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产物，其发展往往滞后于城市群的兴起，它是当今城市群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城市发展对高铁运输的需求较大，高铁经济带的外延范围往往和传统的交通经济带、城市群相重叠；又由于高铁专用性和封闭性的技术特征，高铁经济带的外延范围实际上要小于或等于城市群的空间范围。 第二，对高速铁路、城市网络和经济带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高铁线路的嵌入使得铁路网络逐渐实现了线路分工与客货功能的分离，激发了客货运量增长与运能提升，增强了铁路在生产要素流动中的作用；高铁站点的嵌入使其成为连接交通和城市两种属性的重要空间载体，有利于实现两种属性的价值与功能的相互转化与融合，从而促进了城市能级和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群、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高铁站点通过在城市中心区或外围区域选址，嵌入到城市网络与经济网络中，并发展出旧城改造（城市更新）和新城建设两种开发模式，呈现出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协同共进、良性互动，生产和生活功能相关的产业“共同集聚”趋势；高铁网络的嵌入在促进经济带生产要素集聚与扩散方面，形成了要素往返型流动和要素迁移型流动两种模式，并分别影响高铁经济带的形成与演化。 第三，本文将高铁网络作用的因素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FC和FE模型，经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发现，高铁网络嵌入带来的城市交易效率变化，显著地影响了高铁经济带的形成与演化。首先，高铁网络嵌入对城市交易效率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铁嵌入提高了城市经济活动的整体交易水平。其次，高铁引致的交易效率变化对城市相关产业的共同集聚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以往实证研究采用0-1虚拟变量来刻画高铁嵌入的影响，以交易效率来分析高铁经济带的空间演化具有明显“部分”中介效果。具体表现为：在要素往返型流动模式中，无论是城市内部还是城市之间，市场规模越大的区域受高铁网络嵌入带来的交易效率影响，将实现更多的先进生产活动的集聚；而在要素迁移型流动模式中，只有当高铁引致的交易效率低于某一门槛值时，受高铁网络嵌入影响的区域，市场规模越大，才会更有利于先进生产活动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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