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莽政权覆灭后，以豪族为基础的东汉政权建立。新生的东汉政权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一者是如何处理中央皇权和诸多豪族之间的关系，二者是怎样对待曾被王莽借用为代汉依据的官方意识形态——经学。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东汉政权未来的走向。 一方面，东汉统治者对于反汉豪族势力采取灭族、迁徙或冷眼相待的策略，又不任职功臣，并扶植大量新势力，以此打压东汉元功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实现了稳固东汉政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东汉统治者再次确认了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为豪族子弟树立经生楷模，从思想上引导豪族子弟“躬行经义”、崇经尚儒，为刘汉政权效力。以此，东汉统治者解决了豪族势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割裂的问题，将豪族纳入国家统治系统。质而言之，刘汉皇权引导豪族接受经学化改造，从后者手中获取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冀收长治久安之效；而豪族亦通过经学化改造，让度部分权力，“长为汉藩”，从朝廷获得社会权力的馈赠。由此，“经学即权力”的基本框架在东汉朝野形成了。 东汉初期，一些军功豪族迎合皇权的经学化引导，逐渐舍弃了其武质性，演化为经学家族。没有军功加持的家族同样在“经学即权力”的框架下步入政治舞台，成为经学家族。经学家族子弟或身居中央，或为官地方，大都恪守经义，坚守“君权至上”、“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为刘汉政权的复兴贡献出了力量。东汉初期由此繁盛一时。章帝之后，依次即位的皇帝皆年幼不能掌事，幼帝背后的外戚势力迅速膨胀，掌握了朝政大权。为了赢得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非常重视笼络经生。一些经学家族攀附外戚势力，曾经共卫刘汉的经学家族发生分裂，是否恪守经义、维护刘汉，成为区别两者的重要标志。在此过程中，一些经学家族以经学扩张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势。外戚终究是皇权的衍生物，随着新帝即位，总有新的势力再居权力顶端，旧的外戚家族往往在权力争夺中失势，他们仍要再以通经明义的方式回归政坛。在皇帝和外戚势力的斗争中，宦官势力得到发展之机并日渐壮大。但宦官群体未有经学的系统训练，随着他们的势力如日中天，“经学即权力”的传统格局在东汉末年发生变化，经学家族获取权力之路备受阻隔，因此他们以经学之义联合起来，对抗宦官势力，是为“党人”。党人同宦官发生了两次激烈斗争，皆以失败告终，以经学维持皇权与豪族共生关系的基本框架宣告崩溃，东汉政权已是朝不保夕。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战火不断，经学家族内部发生了分流。在政治方面，一些经学家族坚守“长为汉藩”的政治理念，成为刘汉皇权最后的守卫军，一些经学家族凭借长期积累的影响和势力，割据一方，成为军阀，也有一些经学家族子弟委身于军阀，成为其羽翼。在文化方面，经学可依存的环境不复存在，思想领域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变动不居、多元并存而又互相渗透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倡导“贵生”、“隐逸”的道家思想逐渐抬头，一些经学家族子弟企图“儒道兼综”、“儒道会通”，以此玄学逐渐成为了学术和思想的主流。一些经学家族子弟则尝试创作表达自我的文学作品，他们与此后更多诗人一道，共同开启了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的自觉时代”。 经学家族是东汉一朝不可忽视的群体，剖析经学家族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是深入了解东汉社会的锁钥。首先，各州郡的经学家族分布呈现出以洛阳为中心逐渐向外围递减的规律。不同地域的经学家族也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关东关中经学家族多权高位重，蜀地经学家族多尚谶纬阴阳，陇地经学家族则多尚武力军事。其次，经学化和武质性共存于经学家族内部，这两种特质并不矛盾，反而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的状态。再者，经学家族中学术传承和社会权力关系密切，经学的传承亦意味着权力的传递，经学和权力的交互是东汉经学家族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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