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总体区域创新水平与规模也迅速壮大，特别加入WTO之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而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特征及知识溢出效应还需要深入科学研判，因此，本文基于空间视角，以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借助区域经济、空间经济、区域创新等理论基础，探讨了创新环境约束下，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效率、收敛性检验、梯度分类、空间特征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梳理有关相关文献，构建相关理论框架，阐述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国内概况，并与国际发达国家进行对比，特别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溢出效应进行了全面分析，重点内容为三个部分：(1)本文构建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指标体系，测度了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并进行收敛性和梯度分析；（2）本文借助空间探索方法分析了我国高技术区域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异、演化态势、空间相关性等问题；（3）本文通过构建地理、经济、效率三种空间权重，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比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空间、MAR、Jacobs三种溢出效应。 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的效率测算没有考虑到创新环境因素，本文基于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经济产业等创新环境约束下，更为系统地测度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种创新效率；（2）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从静态与动态多个角度比较了在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收敛性、梯度等级，空间特征等问题，扩展了空间视角下对多学科交叉实证研究；（3）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本文建立三种空间权重，基于多区域、多时段，更为准确、有效地度量高技术产业知识溢出效应，使得对空间的概念理解更具一般性和对溢出效应的测度更具多元性。 基于以上研究，得出结论如下：（1）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纯技术效率对技术效率的贡献作用高于规模效率，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最高，但增长速度最慢，中部增长速度最快，东北最低；（2）资本存量对高技术产业创新作用方向不一致，而人力投入则具有正向作用。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经济产业等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研发效率不断提高，呈现出“东西较高，中北较低”特征，大致形成了三大梯度，并具有σ、β、俱乐部收敛性，而成果转化效率缓慢增长后又缓慢下降，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大致形成了五大梯度，且不具有σ和β收敛性，但具有俱乐部收敛性；（3）1995-2014年，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中心由中部向东南部转移的演化态势，中心大致由河南省境内向湖北或安徽省内移动，北方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在基础研发效率上影响作用更大，而南方地区在成果转化效率拉动作用更强；（4）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全局相关性由负转正、不断增长，基础研发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在逐渐增强，而成果转化效率的空间相关性略微减弱，其中东部地区呈现出高-高集聚特征，而大多数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特征；（5）从区际角度来看，1997-201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均较为显著，其中1997-2008年普遍高于在2009-2014年的效应水平，而且地理权重下的空间效应最大，经济权重和效率权重下则相对较小，且基础研发效率方面的效应水平要高于成果转化效率，但是空间效应对基础研发效率的正向作用不断减弱，对成果转化效率出现了抑制作用，其对推动东部和西部（东北和西部）的基础研发效率（成果转化效率）更有效；（6）从区内角度来看，知识溢出的MAR效应在1997-2001年和2009-2014年期间产生显著正向作用，有助于东北和中部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研发效率、以及东部的成果转化效率。而Jacobs效应在2009-2014年对成果转化效率产生负向作用，对中部（其他地区）的成果转化效率起到正向（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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