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水平整体飞快发展上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准显著改善，随之生活方式也产生较大地变化，然而带来的是生活垃圾排放数量逐年增多且成分日趋复杂，导致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日益显现出来，严重威胁到农村居民的健康居住安全问题，并且阻碍我们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宏伟目标。为此，十九大报告指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则是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关键一环，更是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其中农户作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其本身存在自发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内生动力，因此必须有效激发农户生活垃圾自治的内生动力。通常来说，个体的行为与其素养紧密相关，素养的差异也决定了行为的差异。所以想要提高农户垃圾分类参与度，应考虑个体的心理因素——环境素养，即个体环境素养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其垃圾分类行为的决策。然而，生活垃圾分类作为一项集体行动，很可能因为个体行为的不一致性，最终导致集体行动失败。但是，尤其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等交织在一起而构成关系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农户之间通过各自“圈子”联系互动形成社会网络，其生产生活会受到自身所处社会网络的影响。故而具有增强群体同质化特性的社会网络，有利于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趋向一致。因此，本文以社会网络、环境素养为切入点，研究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以及二者交互作用的影响。 本文基于农户社会网络及环境素养，将集体行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环境素养理论等作为理论指导，并且综合中西方相关文献，根据陕西省农村地区511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首先，剖析了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现状；其次，分别构建了社会网络和环境素养指标体系，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提取宗族性网络和朋友圈网络作为度量社会网络的指标，以及提取环境认知、环境情感、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技能作为度量环境素养的指标，并对其进行了测度；再次，运用Ordered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综合和宗族性网络、朋友圈网络两个分维度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以及环境素养综合和各维度（环境认知、环境情感、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技能）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并且运用层次回归法检验了社会网络及分维度在环境素养及分维度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调节作用，并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农村环境制度，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机制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农户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51.47%的农户选择不分类，将所有垃圾一起倒入垃圾桶；8.81%的农户仅对厨余垃圾分类；12.92%的农户将厨余垃圾分类同时对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分类；26.80%的农户将厨余垃圾、有经济价值的垃圾、有毒有害垃圾等进行细分。由此可见，样本地区农户的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细分程度不高。（2）社会网络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维度来说，宗族性朋友圈和朋友圈网络也都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显著积极作用，但相较于朋友圈网络，宗族性网络对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作用略小。此外，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党员或村干部身份三个控制变量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农户年龄、健康状况两个控制变量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作用相反。（3）环境素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分维度来说，环境认知、环境情感、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技能也均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存在显著积极作用，并且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情感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作用效果均大于环境认知和环境技能的作用效果，在此其中环境价值观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正向作用最明显。（4）社会网络在环境素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社会网络分维度与环境素养综合交互时，宗族性网络和朋友圈网络分别在环境素养综合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二者的调节作用差异不明显；社会网络综合与环境素养分维度交互时，社会网络综合在环境价值观、环境认知、环境情感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并且三者的正向调节作用依次变小。唯独环境技能，社会网络综合在其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中不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且不显著。 依据研究结论，为提高农户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本文提出了加强社会网络建设，培育环境素养，完善农村环境制度，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机制，促进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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