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2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外公开发布《审计准则第99号——考虑财务报告中的舞弊》（SASNo.99），其中对财务报告舞弊形式进行了以下细分：第一，蓄意遗漏或者虚假披露和财务报表具有关联性的交易、事项与其余重要信息；第二，蓄意篡改或者伪造财报所依据的凭证文件与会计记录；第三，对会计政策进行滥用，从而对分类与金额产生影响。国际上，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720年，即知名的英国“南海公司事件”，这家公司借助于虚假会计信息来对公司股价进行抬高，进而对股市正常秩序进行扰乱。在上世纪，美国也先后发生多起财务舞弊案，如时代华纳、南方保健、巨人零售等。国内资本市场建设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晚，然而在短短数十年出现了多次财务舞弊案，譬如前期的“三大财务舞弊案”，所涉公司为海南新华、长城机电与深圳原野，后来银广厦、达尔曼财务舞弊案等也相继出现。实际上，新中国建设资本市场之后，上市企业的财务舞弊问题始终没有断绝，这些案件的出现，也让很多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丧失信心。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就对公司财务舞弊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反舞弊策略，EdwinSutherland在1939年第一次提出“白领犯罪”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某个个体或者组织在从事行政活动、或者进行财务活动时出现了违反法律的行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公司财务舞弊理论开始逐步迈入成熟期，其中代表性的理论之一就是GONE理论，它的构成为G、O、N、E这几个要素，而且这些要素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性。GONE的本意为丢失，此理论的核心就是若是四个舞弊因子同时出现，那么你的财产就会丢失。这四个要素就是出现财务舞弊的四个条件，当相关人员滋生了贪婪之心，同时对钱财有着较高渴望，那么机会合适，认为自己舞弊很难被发现，或者被发现概率很低时，就会激发他们的舞弊行为。其中G与N是个人因素，分别对应的是道德与动机因子；O和E则与组织具有关联性，它们分别为机会与发现因子，前者可以通过对内部控制进行强化，使舞弊减少；后者则是和审计者具有关联性，具体可以利用加重惩处、提升发现概率来降低这个因子的影响。其中发现概率与惩罚力度分别用P和Q进行表示，它们的乘积对应的就是舞弊成本，这意味着，乘积若是较高，对应的舞弊成本会显著增加，于是就能显著提升威慑作用，将舞弊损失降到最低水平。 国内上市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在国际上处于高位，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60%。这些公司在成功进入资本市场之前，通常会对其非经营资产与不良资产进行剥离，运用主体方式上市，这样就会使得这些公司出现较多的关联交易。尤其是很多公司是由国企进行改制上市，因此这些上市企业与原先国企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母公司通过上市获得融资，进而对资产进行盘活，促使集团规模发展并增进其经营效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上市子公司维持较高的利润，不断提升效益，防范公司被摘牌，失去配股融资资质，进而对集团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综上所述，关联交易很难杜绝。 本文就是以大股东控制下的关联交易为切入点，选取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GONE理论与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笔者搜索整理国内外学者对于GONE理论、财务舞弊和关联交易的观点与研究现状，再结合ST索菱2016至2019年年报，首先梳理ST索菱公司案例发生情况，从GONE理论角度分析舞弊的原因，发现贪婪、需要、机会和暴露四个因素共同决定了舞弊的可能性和风险性，然后从各个财务指标方面分析舞弊对公司带来的影响，最后基于GONE理论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