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元1260年是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分水岭。在对外方面:1260年,埃及的马木路克人在艾因贾鲁特战役中打败蒙古人,阻止了蒙古人继续征服埃及和非洲。在内政方面:公元1260年,蒙古帝国在西方分裂为四大汗国。忽必烈逐渐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了元朝,至此与西方各个汗国的距离逐渐疏远。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开始把统治的重点放在中原地区,减少对西欧的战争。通过设置驿站,保护东西方的商路安全;实行宗教宽容,善待西方传教士;鼓励对外贸易等政策来稳定国内社会,促进元朝的经济发展。11-13世纪是西欧教权与王权的激烈斗争时期,与此同时进行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两个重大事件都对西欧社会造成巨大的动荡。紧随而来的蒙古西征更是冲击了整个西欧社会,同时蒙古的西征也打通了沉寂已久的东西方商道,使得东西方交往更加便捷。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东西方开始了和平的往来。 在西欧与元帝国的交往之中,在政治文化方面主要是传教士来华和东西方旅行家,例如罗马教廷驻元朝第一任大主教孟特戈维诺,在元朝传教期间,积极传播基督教、建立教堂、招募幼童,宣讲《圣经》;旅行家鄂多立克,游历中国的同时协助孟特戈维诺处理教会事物,并且留下了记录他所见所闻的《鄂多立克东游录》;最后来元朝的传教士是作为教皇特使的马黎诺里,向元朝皇帝进献天马。“弗朗国献马”也成为当时文人传唱的的佳话。双方在经济方面的往来主要是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进行。元帝国的丝绸和瓷器远销西欧,西欧的珠宝等物品也传入东方,双方往来的商人代表主要是意大利的商人,其中尤以热那亚商人居多,主要得益于热那亚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热那亚人勇于冒险的商业精神,热那亚的商人遍布东西方。元帝国和西欧的商业往来也得益于更大的贸易港口城市的发展,中国的广东、泉州等城市,西方的地中海和黑海附近的贸易港口城市都是东西方进行经济往来的基地。元朝末期,元帝国境内起义不断,社会动荡;西欧也因为天主教会大分裂以及黑死病的爆发,陷入了动荡的时期,双方的交往由此中断。 西欧与元帝国长达一个世纪的频繁交往对于元帝国、西欧和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元朝建立之后,急需稳定国内,发展经济,与西欧的交往促进了元朝经济的恢复,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元朝的国际化,从而稳固了自身的统治。对于西欧来说,与元帝国的交往首先改变了西欧人的地理政治观念,元朝的皇帝制度也对西欧社会的神权统治造成了冲击,从而促进了西欧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双方往来之中的传入西欧的先进技术也促进了西欧社会的向前进步。于世界而言,元帝国与西欧的往来则是首先促进了东西方人员、物种的大交流,产生了很多适应当地生活特色的新物种。东西方交往的同时也是两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对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东西方的经济往来,也开辟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东西方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