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常州，古称毗陵，历来人文荟萃，学术文化繁盛。清代以来，常州的文人无论是在经学、诗、文还是词方面，均有所建树，尤以“常州词派”名声大显，其余韵绵延至今。重学的风气不仅在士人、学者中延续，更是通过家学影响闺中女子，夫妻唱和、一门联吟等风雅之事令人赞叹。闺秀因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推崇，创作热情大大提高，并往往以家族女性群体的面貌呈现出该地域女性文学的繁盛情况。《江苏艺文志·常州卷》收录清代阳湖、武进二县闺阁诗人147位，《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该二县的妇女诗词集在清代有126种之多，张氏、左氏、恽氏、吕氏等皆一门风雅，人数之多、作品数量之众，令人叹服。 张琦四女皆有文采，其创作实践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张琦兄弟“诗主性情”、“意内言外”的诗词创作理念，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去体味和记录生活，消解男子作闺音之隔，表达内心的情思。同时，嘉道时期动乱的社会背景使她们跳出闺阁的藩篱，将关注对象从丈夫、亲人转变为社会现实，其作品集见证清帝国的日趋衰颓，有“诗史”、“词史”的意味。以王采苹为代表的第三代闺秀在更加开明的家庭教育中成长，联吟唱和间将“才媛”之名延续并张大。张纨英多是自我驱使、有意识地进行古文创作，其作品虽严守妇德之规范，但也体现出才德并重的新闺秀观。 中国古代社会以家族为核心，家族文学像是一个纽带，将文人个体与创作群、流派等联结起来。毗陵诗人群在乾嘉时期名声显著，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与二张密切相关，这些都必然通过父辈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对张氏闺秀的创作有所渗透。因此，《阳湖张氏四女集》和《棣华馆诗课》既承载着女性文学和家族文学等内涵，也包含地域文化的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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