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代之前，小麦已从西亚传至西域并在当地开始种植。在汉代之前西域的农业经济结构中，西域种植最多、分布最广的农作物是黍、其次是粟。除了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的和硕新塔拉遗址，小麦在其他地区的地位明显不及黍和粟。虽然小麦在汉代之前西域的考古发现主要呈分散式的点状分布，但可以肯定，这一时期西域地区已存在小规模小麦种植，且汉代之前是西域小麦种植的萌芽时期，为汉唐时期的西域小麦种植拓展奠定了基础。 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显示，两汉时期，小麦种植范围主要分布在今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缘（以南缘、北缘为主）以及今新疆中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小麦的种植范围扩展到塔里木盆地四周（南缘、北缘、东缘、西缘）都有小麦种植，吐鲁番地区的小麦种植进一步扩大，且小麦轮作复种制度也已经出现，西域地区的农业发展已有相当水平;到了隋唐时期，除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广泛种植小麦外，小麦的种植范围在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也在不断拓展，东起哈密地区西至准葛尔盆地、伊犁河谷等地区，皆有一定规模的小麦种植拓展活动。但至唐朝时期，西域各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仍为粟，小麦在当时的粮食作物中的地位虽不及粟，但其在日常饮食与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汉唐西域小麦的种植拓展受到诸多因素的推动，首先，汉唐时期，与小麦种植与加工密切相关的水利灌溉技术、农业生产工具、农田管理经验、面粉加工工具、面粉发酵技术等先进生产技术方法在西域有了极大提高与发展，促进了小麦在西域的进一步种植拓展。其次，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对西域地区施行的以屯田开垦为主要措施的经略极大地推动了西域地区的小麦种植拓展。最后，西域地区与中原、西亚等地的农业文化交流也成为西域小麦种植拓展的一种催化剂。以上种种，共同构成这一时期小麦种植业得以拓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汉唐时期西域小麦种植拓展亦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唐时期特别是唐朝对西域小麦地位的提升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今小麦在新疆的种植分布格局，同时对汉唐以来，小麦在全国范围内的种植拓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其二，汉唐时期，小麦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积极发挥赋税、借贷、换购等功能，丰富了小麦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的利用形式;其三，小麦在祭祀信仰、饮食文化、文学与民俗等各种文化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促进西域小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但是，汉唐西域小麦大规模的种植推广也如同一把双刃剑，益处很多，但也给西域带来了一定不良影响，即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域部分地区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加剧了西域本就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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