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在2000年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随后，老年人口总数持续增长，所占比例逐年递增，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4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1.66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成为了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严重的老龄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加之预期寿命的显著增加，我国政府提出要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延迟退休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进行全方位、多方面的考虑，其中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健康是延迟退休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健康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标志，并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一种不同于知识、技能、工作经验的耐用资本品。健康资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宏观角度来讲，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是个体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个人的潜在追求。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面临退休，退休对个体而言是一个冲击，会使生活的很多方面发生改变：时间安排、社交网络、社会地位、个人收入、消费结构、生活习惯等，这些改变可能影响退休者的健康状况。在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研究退休对健康的影响是实现健康老龄化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按照“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就退休对健康的影响依据相关理论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梳理并评述了相关研究成果。其次，介绍了我国的退休制度背景，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和部分宏观统计数据描述了我国中老年人的退休状况和健康状况。第三，利用中国退休制度的外生性，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退休对自身健康的因果影响，并分析了可能存在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异质性。第四，将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退休对配偶健康产生的因果影响，并分析了该影响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最后，从健康行为、社交活动、饮食作息、体质指数和健康服务利用五个方面实证检验了退休影响健康的潜在机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我国退休人员数量逐年增加，占劳动者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也在逐年递增。我国的退休制度主要适用于非农户口和统一居民户口。就退休类型而言，正常退休占比75%以上，提前退休和内退比例较小。退休后继续工作的比例较小。就我国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得以显著增加，2018年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客观身体健康状况呈现出变差的趋势，但心理健康状况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势。 第二，退休对自身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对男性、教育程度较低、蓝领和在私人部门工作的人来说。具体而言，退休对自身自评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带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对异质性的考察发现，退休对健康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主要对男性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教育程度差异的考察发现，退休对大专及以上样本的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对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专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不同职业类型进行分组回归发现，退休主要对蓝领的自评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单位类型异质性的考察结果显示，退休对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私人部门工作的样本。总体而言，退休会危害个体健康，其中男性、教育程度较低、蓝领和在私人部门工作群体遭受的健康损害更大。 第三，退休对配偶健康带来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具体而言，对配偶自评健康状况的考察发现，退休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配偶自身退休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且配偶自身退休产生的负面效应较退休的正面影响更大。在考察配偶身体健康状况时，本文将客观指标移动活动困难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作为代理变量，发现退休对配偶移动活动困难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均无显著影响，配偶自身退休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对配偶心理健康状况的考察发现，退休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配偶自身退休无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退休对健康在家庭内部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主要存在于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对异质性的考察发现退休对健康的外部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妻子退休对丈夫的健康无显著影响；丈夫退休对妻子的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第四，就退休影响自身健康的作用机制而言，实证结果表明健康行为、饮食作息和健康服务利用是退休危害自身健康的主要途径；对退休影响配偶健康作用机制的考察发现，退休主要通过影响配偶的健康行为和睡眠行为作用于配偶健康。具体来说，从退休影响自身健康的作用机制来看，尽管退休显著降低了喝酒的可能性，但也显著减少了剧烈身体活动的可能性及活动天数，显著增加了不健康饮食及午睡时间过长的可能性；尤其在健康服务利用方面，退休显著降低了参加体检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了应该住院但没有住院的可能性，从而抵消了喝酒减少给健康带来的正面效应，最终危害了自身健康。就退休影响配偶健康的作用机制而言，实证结果表明，退休尽管显著提高了配偶午睡时长过长的可能性，但同时显著增加了配偶晚上睡着时长，显著增加了配偶身体活动的可能性及活动天数，从而对配偶健康产生了正面影响。总体而言，退休主要通过减少身体活动、不健康的饮食作息和减少健康服务利用损害了自身健康，退休主要通过增加配偶身体活动、改善配偶睡眠，从而对配偶健康产生了积极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对策建议：（1）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时，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健康状况。（2）延迟退休方案制定时，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3）建立以法定最低退休年龄为基准，综合考虑劳动者的行业、单位类型、职业类型、教育程度、家庭情况、健康状况等的弹性退休制度。（4）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时间上，可先延长女性退休年龄。（5）为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实施做好相关配套措施。（6）加强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努力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意识。（7）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与服务。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以及部分宏观统计数据对我国中老年人的退休状况进行了相关描述。（2）在考察退休对自身健康影响的异质性时，本文分析了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差异，发现一般而言，退休对蓝领和在私人部门工作的人群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白领及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群影响不大。（3）本文将西方经济学外部性理论的思想运用到家庭内部，使用中国经验数据考察了退休对健康在家庭内产生的外部效应，即退休对配偶健康的影响，发现一般而言，退休对配偶健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4）本文从多方面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健康服务利用方面，发现退休会通过显著降低体检可能性来损害自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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