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暴发，以战“疫”为题材的纪录片井喷而出，成为传播战“疫”故事、建构典型人物形象的重要载体，作为抗“疫”主力军的医务人员及其动人事迹成为战“疫”纪录片的中心内涵。其中，《武汉：我的战“疫”日记》（简称《武汉》）和《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简称《人间世》）创造了一批批感动民众的医者群像，成为优质战“疫”纪录片的典型代表，引人关注。 从战“疫”纪录片的整体特征来看，医者始终作为抗“疫”中的典型人物，呈现出积极正面的形象，不同纪录片中刻画了多元化的医者个体。通过以《武汉》和《人间世》为中心加以比较研究后，发现这两部战“疫”纪录片在形象模糊的“白衣战士”、医患关系中的“临时家人”、逆行而上的“时代英雄”等方面彰显了医者形象的共有特质，但在许多方面又呈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如二者在职位性别、身份认同以及地域分布上存在诸多不同。 以上传播现象的出现，离不开战“疫”纪录片所精心设计的多样化策略。《武汉》与《人间世》都对医者形象进行符号化表达，所呈现的视觉表征与修辞实践手法也极其相似。然而，它们在叙事策略上却有较大的差异。首先，叙事视角的不同。《武汉》采取医者自塑的角度，《人间世》却运用媒介“他塑”的视角。其次，叙事结构的不同，前者以时间顺序凸显医者坚守精神，后者则用平列空间聚焦医者战“疫”故事；最后，叙事风格的不同，前者采取真实自然的生活化叙事，后者则运用跌宕起伏的故事化叙事。它们从多个层面，丰富了医者形象的媒介化呈现。 然而，战“疫”纪录片的医者媒介形象塑造存在某些问题：与现实的医者形象有偏差；医者形象的倾向性呈现与医护群体话语失衡；医者形象塑造模式化与模糊化。战“疫”纪录片应在坚持正面塑造的前提下，缩小医者媒介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差距；平衡不同医者话语权，建构完整的医者群像；立足医者职业特性，呈现个性化医者形象。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