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隐蔽性证据规则学理上的概念分歧、规则的生成背景、制度内涵及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并针对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和完善建议。 第一章节，从学界对于隐蔽性证据相关基础概念的分歧入手，介绍学者对于隐蔽性的定义与认识、隐蔽性信息与隐蔽性证据的关系、隐蔽性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否要以法定类型的证据种类进行区分。此外，总结在学理上不同的侦察模式下，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适用有何区别，在不同模式下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适用会产生什么问题。为接下来的论述做准备。 第二章节，尝试解构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41条的具体规定，对现行隐蔽性证据规则进行规范分析，明确隐蔽性证据规则的构成要件为：隐蔽性较强的实物类证据来源于被告人口供或指认，被告人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被告人口供排除了逼供、诱供、串供的可能，并在此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解读各个构成要件的内涵。在以上三项条件中，第一项条件是隐蔽性证据规则的核心，后两项条件为保证。裁判者做出有罪认定需三者相互结合缺一不可。 第三章节，从制度和实践层面总结并分析隐蔽性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包括语义表达上的模糊、实现排除“诱供、串供”的难度大、获取口供时产生的口供污染问题、侦查和审查人员的过度自信等。 第四章节，主要关于隐蔽性证据规则的构建。包括通过指导性案例的判决解释隐蔽性的证据达到的隐蔽性程度；是否认可隐蔽性信息作为口供的补强内容；根据案情严重程度分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隐蔽性证据规则；通过完善录音录像制度形式上保障口供的真实性，防止讯问时的口供污染。最后，通过英美口供补强规则和自白理论的发展，探索保障口供真实性的措施，既包括形式真实也包括内容真实。引入美国的Ofshe、Leo两位学者关于自白可信性理论的研究，分离口供的自愿性与可信性标准，确保隐蔽性信息的获取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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