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监管政策是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是政府进行行业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透视监管政策变迁过程，可以呈现政策场域的发展趋势，挖掘政策要素嬗变的特点，洞悉政府与市场、社会边界勘定的机制。历史制度主义理论重视历史因素，强调政策场域内非对称的制度结构关系，认可行动者的能动性，也非常赞同理念在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时的有用性和独特作用，因而是阐释监管政策变迁过程和机制的重要工具。出租车行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较早的一个行业，既有过急速壮大的繁荣期，也存在规模稳定的闭锁期，科技创新背景下又遭遇了网约车的挑战，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发展历程蕴含着稳定和变动的双面性，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监管政策变迁的一个缩影，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对出租车行业近40年来监管政策变迁历程的梳理，可以探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定行业领域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走向，发展动力和发展趋势。这对丰富发展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扩展深化监管政策变迁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对推进监管政策创新，提高出租车行业政府监管的效果和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1978年-2008年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为研究对象，借助文献研究方法，获取了丰富的国内外数据资料;使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对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阶段进行了划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阐述了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模式;借助演绎推理和归纳分析等方法，诠释了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动力;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阐明了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路径、机制和当前态势;最后提出了本研究的结论。具体来说，本研究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本研究首先明确了选题的背景、意义、方法和思路，对与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查阅梳理，厘清研究的核心概念。然后将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从制度、历史、行动者三个维度出发，依据问题分析逻辑，依照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执行的实践和文本，构建了分析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理论框架。该分析框架指出制度是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前提，形塑行动者的偏好和行动策略;历史反映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形式和过程，体现行动者展开活动的舞台场景;行动者是推动监管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他们通过发挥能动性，勘探着旧制度中的“矛盾潜能”，以期改变政策场域既有的结构关系。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上述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影响，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变迁路径和发展态势。 基于此，后续内容的展开主要力图回答关涉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研究的四个核心问题，即，监管政策变迁有着怎样的制度背景，监管政策何时变迁，监管政策怎样变迁以及监管政策为何变迁。首先，宏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央强地弱的府际关系形塑了地方政府“策略主义”行为模式，形成了灵活弹性的行业监管模式，也造成了监管权威中心的频繁转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单位制发生异化，促成了出租车行业三种不同的经营模式。上述两种制度形态使得监管政策主体偏好于将组织（企业）作为监管对象，监管政策客体普遍认同既有结构关系，监管政策价值目标逐渐多元，监管政策子系统日渐封闭，监管政策评估体系不完备以及监管权力的内卷化。其次，出租车行业有三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一是市场化改革的推行，二是特许经营制度的建立，三是网约车的合法化，据此可以将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监管政策的产生与发展阶段，监管政策的稳定与固化阶段，监管政策的突破性创新阶段。第三，通过对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文本和实践考察，发现出租车行业年均政策数量不断攀升，监管政策目标逐渐叠加，监管政策工具应用由管制型发展为复合型，监管政策权威中心转移频繁;通过历时性比较分析，发现出租车行业关键节点一处和关键节点三处是范式政策变迁，关键节点二处是常规政策变迁，再通过共时性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呈现倒U型模式;从政策网络角度看，出租车行业政策网络在权力结构、利益关系以及沟通机制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第四，首先提出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动力模型，认为理念、利益、信息技术共同影响、制约着行动者行动策略的展开。然后从路径依赖理论解析了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路径、机制和当前态势。 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构建了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制度——历史——行动者理论分析框架;二是调适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节点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三是指出了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的模式;四是提出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变迁路径向上下融合型变迁路径转变的观点。本研究虽然仅仅聚焦于出租车行业监管政策，但是可以“以小见大”地窥探改革开放至今，尤其信息技术日益更新，新兴利益组织迅速崛起的现实背景下，监管政策变迁的模式、动力和路径，为实现良性监管政策变迁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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