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开展，十八大提出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和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三生空间”目标和原则。“三生空间”在构建国土空间保护方案中，解决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而导致的优质耕地占用、生态破坏、资源环境污染等问题，标志着中国已逐步迈向对国土空间合理规划、生态治理与保护的道路。现阶段，城市单一发展逐步向城市群发展转变，由行政单元发展阶段向经济单元协同发展阶段。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是“十三五”规划中的区域性城市群，发挥着区域间承东启西和连通南北的独特优势，但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属于典型的资源型区域，面临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和无序国土开发问题。因此，开展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的“三生空间”研究具有迫切性。 本文以山西中部盆地城市群为研究区，运用熵值法测算经济社会发展指数、马尔科夫模型测算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变化，对研究区本底约束及社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区选取2000、2005、2010和2018年4时段的影像图，分析“三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通过空间自相关和协同\权衡模型深入对研究区2000-2018年功能和相关性测度进行探究。 研究结论如下：（1）研究区生产空间格局变化小，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太原盆地和北部忻定盆地，生产空间时空演变，整体呈现大幅度缩减趋势，但部分区域内部仍有少量扩张。生活空间格局变化较大，呈现中部密集、四周稀疏的趋势，生活空间时空演变，整体呈现扩张的趋势，集中在中部。生态空间格局变化小，呈圈层状分布于西部吕梁山区和东部太行山区，生态空间时空演变，整体呈现缩减的趋势。（2）研究区生产空间功能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由中南向西逐渐降低，生活空间功能测度不断增加，呈现中部集聚，外围分散，生态空间功能测度整体不断下降，呈现中部功能性低，外围功能性高。生产空间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集中在中部，生活空间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集中在中部，生态空间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集中在中部。研究区生产—生活空间具有低显著的集聚特征，协同测度变化集中于中南部，权衡测度变化集中于中部和北部，耦合协调关系弱。生活—生态空间具有低显著的集聚特征，协同测度变化分散于中部，权衡测度变化集中于中部和北部，耦合协调关系弱，生态—生产空间具有低显著的集聚特征，协同测度变化集中于中部，分散于东南部，耦合协调关系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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