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物”是当代哲学的关键词，更是构成文学与艺术紧密缠绕的“场域”。美国当代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的物导向哲学，通过确立物的自治性，挑战了“人”为“物”赋义的传统范式，成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路之一。物导向诗学源构于物导向哲学，也是物导向哲学内部发展的必然产物。本文以物导向诗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一种后人文主义视域下的新型诗学范式与批评实践的可能性。本文围绕哲学渊源、诗学观念、批评实践及其价值意义四个向度渐次展开，考察哈曼的物导向诗学体系建构。 海德格尔的“用具分析”与奥尔特加的“隐喻”理论共同构成了物导向诗学的理论基础。哈曼以“破损之锤”揭示了“关联”的限度，确立了物自身的自治性。物与物之间只能通过“感性性质”或“感性物”实现一种“替代因果”式互动，“隐喻”作为“替代因果”的具体形式，成为物导向哲学向诗学推演的中介。“隐喻”作为物与其感性性质断裂的空间，成为通往物的内在性的路径。“感性性质”作为实在物的“痕迹”，受到实在物的“吸引”与“支配”，观者借由“感性性质”通往物的内在性。隐喻与文艺作品共享着相似的发生机制，即物与其性质的断裂构成其意义的发生源，实现物为自身赋义的可能。 哈曼重置了的的意义发生源，为文艺作品的生产程序提供了新的生成路径。这也促成了诗学观的嬗变，具体表现为文艺作品的构成、文艺作品意义的发生机制与文艺活动三个方面。“本体一分类法”割裂了观者与文艺作品的关系，哈曼选择拉图尔的“杂合体”概念进行弥合，推演出文艺作品是“观者”与“艺术品”化合而成的“第三物”。观者作为“第三物”内部构成要素，从文艺作品的“阐释者”转变成了物的“表演者”与“模仿者”。文艺作品通过“引诱”，即“实在物的文艺作品与其一系列感性性质的断裂与融合”，实现其意义的生成。艺术活动作为物与物互动生成的空间，“生态性”与“生成性”是其显著的两个特点。 物导向诗学观与哈曼的文艺批评实践“互阐互证”，形成物导向文艺批评范式，“抵抗”与“创造”是其鲜明特质。哈曼围绕“字面主义”对杜尚的“达达主义”艺术和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开对照批评，艺术正是在拆解“字面主义”，创造“引诱”的过程中，获得其艺术品的合法身份。哈曼重构了但丁《神曲》中的“爱”，“爱”并非是爱者与所爱之物的情感联结，而是所爱之物“引诱”爱者的场域，实现爱者主体性的重构。H.P.洛夫克拉夫特的《克苏鲁神话》，通过制造克苏鲁与其表现性质的差异性，实现了“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形成一种“怪异现实主义”美学特质。 物导向诗学一方面揭示了人感知装置的限度，反思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通过“艺术”突破人的“有限性”，实现走出“人类世”的可能。物导向诗学为文艺制作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同时赋予了“跨媒介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等先锋艺术新的阐释路径。文艺制作成为人与物、物与物互动的场域，具有创造新型人与物关系的潜能。物导向诗学亦衍生出相关问题，如物导向哲学的“影响的焦虑”、物导向诗学与媒介文艺学的铆接，尤其是“媒介物质性”议题，将构成物导向诗学研究的生长点。
NE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