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也是当前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形式。促进收入稳定增长、保持生计可持续发展是农村居民实现生活富裕的关键，这一过程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深度滋润。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现阶段农村金融仍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较薄弱的环节，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导致农村发展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对农村居民生计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农村网民数量的增加为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数字金融发展表现为新兴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快速崛起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提供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为缓解农村金融资源供给不足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数字金融带来的资源禀赋和资金可及性的变化构成了家庭新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农村家庭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主体，能够直接感知金融环境的变化，并在新的环境下迅速做出生计响应，家庭的生计响应程度最终也会影响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效。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第一，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农村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将发生怎样的改变？第二，数字金融的嵌入能否成为农村家庭调整生计策略、实现生计多样化的契机？第三，生计模式的改变会如何影响家庭的收入、是否能促进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全面揭示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生计的意义，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深入认识数字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为推动数字金融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本文借鉴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和思想，将数字金融发展引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并沿着“数字金融发展——生计资本变动——生计策略调整——生计结果”的逻辑主线，采用全国代表性微观调查数据，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与使用对农村家庭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的影响，探讨了家庭生计方式变化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具体地，首先，从可行能力角度，考察数字金融在帮助农村家庭克服金融市场参与限制、促进金融资源获得与积累方面的作用，分析资本可及性变化所引起的家庭生计资本结构的改变;其次，以生计资本变动为切入点，从生计活动选择和生计多样化两方面，探讨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策略调整的影响;最后，评估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农村家庭生计方式转变带来的收入效应，重点关注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生计资本方面，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资本。具体表现在，数字金融发展使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积极性明显提高，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规模以及信贷可得性有所增加，从而缓解农村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现象，降低家庭金融排斥。(2)数字金融使用有利于改善农村家庭生计资本结构，促进各项生计资本之间协调发展。现阶段，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不足普遍存在于农村家庭中，导致家庭各项生计资本之间协调程度总体偏低。但数字金融的使用能够帮助家庭改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状况，与未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相比，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占比分别提升了1.5％和1.7％，从而起到补短板的作用，促使家庭生计资本结构得到优化，生计资本协调程度明显提升。(3)整体上，数字金融使用会显著促进农村家庭非农经济活动的参与，但不同生计活动类型家庭对数字金融的生计响应存在差异。数字金融会使原本务农家庭由农业生产更多地转向工商业活动，同时会使从事工商业或务工等非农经济活动家庭继续保持原有生计活动。(4)在生计模式方面，数字金融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生计多样化水平。当前，农村家庭存在一定的多样化行为，但整体多样化水平不高，通过降低非农经济活动门槛、拓宽收入来源，数字金融能够使家庭生计多样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5)农村家庭对数字金融的生计响应显著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改善了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具体表现为，生计多样化在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同时，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作用明显大于高收入群体，呈现出“益贫性”的特征，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家庭内部收入不平等。但从收入来源角度看，不同生计活动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异质性，务工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对于生计多样型家庭，务工收入增加1％，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4％;而工商业收入增加则会加剧总收入不平等情况的恶化，这可能与工商业收入基尼系数偏高且集中分布于高收入家庭有关。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重视数字金融在优化农村家庭生计资本方面的作用，提高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第二，引导数字金融加强对农村家庭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实现乡村振兴生活富裕目标的支撑作用。第三，疏通影响各类生计资本之间转化和积累的堵点，更好实现数字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资本的连结。第四，支持家庭多元生计体系的建立，缩小农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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