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且快速的增长。但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造成地区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等多方面的分配失衡问题。这些短时间难以消除的分配失衡问题，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加快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上述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主动解决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且还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比如通过信贷业务进行收入再分配。但是我国部分地区以及农村地区难以获得金融服务，无法很好的进行收入再分配，这不利于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自2005年普惠金融概念被提以来，其核心目标就是将金融服务“惠及大众”。其工作重心就是制定合理的金融成本保障所有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并且通过制定特色产品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所以探究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我国处于普惠金融发展初期，区域间金融体系完善程度、政策实施效果不尽相同，所以地区间不同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作用也有所差异。而且山西省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典型省份，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个体，衡量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居民收入合理分配以及促进山西省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本文立足区域普惠金融视角，将山西省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该省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首先根据Sarma提出的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并结合山西省实际情况，测算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结果表明山西省各地区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其次根据泰尔指数测算出城乡收入差距，结果表明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在逐年下降，且同样具有地区差异性。再次，在实证研究方面，利用山西省2009年—2019年的11个地级市年度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山西省普惠金融发展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这种负作用还会持续存在。门槛效应模型则显示，在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关联性，并且两者之间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趋势。最后根据回归结果和门槛结果，并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情况，从发挥政府职能、激发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以及增强个人金融服务意识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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