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农作物秸秆资源总量丰富，其合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是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举措。秸秆长期以来主要用于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燃料、牲畜饲料和还田肥料，少数应用于工业制造和基质原料。相较于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秸秆，蔬菜生产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尤为突出，且蔬菜秸秆体积较大、易霉变，对收储运各环节的接续响应更为强烈。蔬菜秸秆的不当处置不仅造成农业资源浪费，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直接或间接危害到人类身体健康。然而，当前蔬菜秸秆已经资源化利用的部分微乎其微。蔬菜秸秆可资源化利用的数量有多少？究竟是何原因影响蔬菜种植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对于不同种类的蔬菜秸秆又该如何处置以使其参与生态系统循环？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我国蔬菜大省——山东省作为研究区域，首先全面刻画山东省蔬菜秸秆资源总量和利用现状，其次分析蔬菜种植户对秸秆资源化的相关认知和利用意愿，进而揭示蔬菜种植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然后从农户参与和政府监管角度探讨解决问题的最佳决策，最后针对山东省蔬菜产区和不同蔬菜理化性状，探索性提出推动山东省蔬菜种植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推进省域蔬菜秸秆资源化利用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 通过草谷比测算山东省蔬菜秸秆总量、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梳理蔬菜秸秆收集和处理方式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2020年山东省蔬菜秸秆资源总量为598.86万吨，可收集利用量为299.43万吨，空间分布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特征；德州、济南和淄博3市的蔬菜秸秆播面单产较高，潍坊、德州、聊城和枣庄4市的蔬菜秸秆人均产量较高，潍坊、泰安和枣庄为蔬菜秸秆播面占比较高地区；形成了以“企-社-农”纽带模式、“企-农”直收模式和散户交易模式为主的收储运模式，涌现出以沂水县“种养转”结合、淄博市“多效并举”等为典型的秸秆资源化利用模式。 利用来自山东省16地市438位蔬菜种植散户、蔬菜大户的问卷调查，首先采用描述统计分析蔬菜种植户的秸秆认知和利用意愿，其次，利用Logistic模型探究蔬菜种植户秸秆收储运环节利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蔬菜种植户的秸秆认知水平由高到低表现为：污染认知＞保护认知＞价值认知＞技术认知，蔬菜种植户的秸秆收集意愿表现为：人工搂集＞第三方服务＞机械收割＞上门回收＞不做处理，当运输距离在3公里以内时，农户表现出较高的接受度和积极的利用意愿，超出这个范围时，蔬菜种植户参与秸秆运输环节的意愿会普遍降低；蔬菜种植户对秸秆技术的了解程度、对焚扔行为的态度、秸秆焚扔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当地是否有秸秆回收组织、当地秸秆政策比较完备、遇到问题可自行解决、村中是否有蔬菜合作社、政府在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家人朋友认可下会参与、文化程度、认为蔬菜秸秆本身价值、蔬菜秸秆利用的成本高、秸秆法规制约农户行为、年龄、残膜比例因素显著影响蔬菜种植户的秸秆利用意愿。 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和模拟仿真技术分析并印证了政府与种植户蔬菜秸秆收储运问题的演进过程、稳定策略及其实现条件。博弈结果表明：被发现的概率、政府经济惩罚、政府补贴、参与成本、机会成本、兼业收入是影响政府和蔬菜种植户决策的主要因素，最佳策略选择是政府收取环境污染罚金来促进蔬菜种植户参与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政府部门应采纳更为有效的惩罚机制，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创新蔬菜秸秆处理技术，建立高效的秸秆收储运体系，最大限度降低蔬菜秸秆资源化利用成本。 针对以上研究内容和结论，提出促进蔬菜种植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建议。组织模式上，建设以秸秆经纪人、散户、蔬菜种植大户为核心、合作社为纽带的蔬菜秸秆收集模式，发展从农民、经纪人和合作组织到秸秆收储公司再到秸秆企业的蔬菜秸秆储运模式，建立“村庄-乡镇”二级秸秆收储站，实行“以秆换肥”的激励机制。现实应用上，在枣庄、青岛和泰安地区发展马铃薯秸秆肥料化利用模式，在青岛、济南和临沂地区探索瓜类、辣椒秸秆配制家禽饲料，白菜类秸秆饲养蚯蚓以及油菜秸秆的饲料化利用模式，鼓励临沂、济宁和滨州为主的食用菌高产区与安丘、莱芜和昌邑等大姜种植主产区构建“秸-菌-肥”综合利用的区域联结模式，在潍坊发展茄子秸秆造纸、制有机地膜等原料化利用模式，在德州、济南、聊城、枣庄和泰安等地推广秸秆直燃发电供暖模式。政策与管理上，建议完善蔬菜秸秆计划利用制度，在蔬菜秸秆高产地区开展计划利用试点与示范，注重对农户的宣传教育和计划利用的全程管理；加强蔬菜秸秆规范处理的执法监管，采用“渐入式”的管理策略；完善蔬菜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指令性政策、财政政策等，对蔬菜秸秆利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给予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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