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未与GDP增长率实现同步提升，与其他国家相比，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都处于较低水平，这使得各地区民生福利损失严重，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难以实现质的提升。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教育、医疗、社保和环保等公共服务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发挥体制优势进行民生建设，实现国家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何激发地方政府官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的积极性，扭转当前地方政府重基建、轻民生的财政配置行为偏向？已成为当前政府和学术界的重点关注议题。 文章首先从官员晋升激励角度出发，基于规模和效率双重视角，利用2004—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以官员任期表示的晋升激励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关系，并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其次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对全国27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策略进行识别，探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的影响因素，并且在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选取空间杜宾模型，对不同权重矩阵下对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策略进行实证识别，并进一步考察官员晋升激励对不同权重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一）当前GDP主导的官员绩效考评制度惯性依旧存在，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策略性“安排”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以任期表示的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任期较短的官员伴随着较低的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随着任期延长，官员晋升激励减弱，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能够显著提高。（二）官员教育程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率对官员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倒U型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三）年轻官员和大龄官员样本之间以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官员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存在差异性。（四）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存在明显的互补型策略互动，即表现为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的“标尺竞争”。（五）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官员的晋升激励是地方政府就公共服务供给展开标尺竞争行为策略的深层原因机制。并且在空间相邻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下其它地区的官员晋升激励对本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官员晋升激励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地级市层面数据和政府内部的官员个体视角从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展开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并且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标尺竞争现象和内在机制进行剖析，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效率提升，促进经济社会长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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