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制度一直处于不断摸索和改革的阶段,2009年和2015年“限薪令”的发布使得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一直处于管制状态,直到2018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全面实行预算管理,突出工资分配的市场化方向,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2021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机制”。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已有研究支持高管激励显著影响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那么,薪酬制度改革政策的变化是否影响了高管激励,进而作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上述关系在竞争类和垄断行业是否差别?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将有助于完善国有企业的高管激励制度,为深化国企改革以及薪酬制度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政策参考。 具体而言,本文将2018年这一薪酬制度改革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PSM-DID方法研究薪酬制度改革政策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和高管激励的影响,同时检验了高管激励对薪酬制度改革政策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其中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分为货币性薪酬、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方面展开讨论。最后,为了回答企业效率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基于高管个人的风险承担水平和企业外部的融资约束环境,检验了对薪酬制度改革政策实施与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1)薪酬制度改革政策能有效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尤其是在竞争类行业,但在垄断行业中效果不明显;(2)薪酬制度改革政策能提高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持股比例以及适当的在职消费,并且在竞争行业中效果更显著;(3)高管货币薪酬、股权激励以及在职消费在薪酬制度改革政策与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薪酬制度改革政策通过提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从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4)风险承担在薪酬制度改革政策与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融资约束在薪酬制度改革政策与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为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以及提高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