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假药犯罪属于涉民生型的经济犯罪，是伴随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而衍生的新型犯罪，其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以及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与社会稳定等具有双重危害。近几年来，全国范围内的假药犯罪仍处于严峻态势，但学界对其研究较少，甚至是犯罪地理研究中尚未挖掘的新方向，与急迫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 本研究基于犯罪地理视角对假药犯罪进行了一次尝试，利用假药犯罪的判决文书数据回答了：假药犯罪的特征、时空格局、城市模式以及影响因素等关键议题。根据现有文献，目前对于假药犯罪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假药犯罪的研究者仅针对各省的假药犯罪数量统计，分析省份之间的犯罪数量差异，而暂未揭示假药犯罪在时空上的演变趋势，尤其是其在市级尺度的演变趋势；（2）国内文献大多停留在实务总结的经验模型、理论分析以及实务建议等做法，暂未发现对中国境内的假药犯罪现象进行定量影响因素探讨的研究，因而对于假药犯罪影响因素的定量建模仍有待挖掘。 鉴于此，针对上述假药犯罪的研究不足，本研究以假药犯罪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主线，进一步深化为“时空格局演变-城市模式”与“影响因素-时空平稳性”等考量维度，结合2014-2019年假药犯罪的判决文书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空气质量指数数据以及百度检索指数数据等多源时空大数据，采用泰尔指数、赫芬达尔指数、探索性空间分析、Soft-DTW、K-medoids聚类、空间面板误差模型、考虑临近单元误差的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假药犯罪的时空演化特征、城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挖掘探索，从而弥补了假药犯罪研究中的不足与欠缺。总体而言，本研究发现： （1）中国假药犯罪主要分布于在“胡焕庸线”以东城市，并呈现分阶段式的变化趋势，第一阶段(2014-2015年)中国各城市的犯罪数量上升且地区差异增强，而在第二阶段(2016年以后)各城市的假药犯罪有所减少且地区间差距减弱。早期呈现单核或双核的“聚拢型”分布模式，而随后向北部、中部和东北部方向城市转移，并演变为多核的“扩散性”分布模式，最终形成了明显的“人字形”带状分布特征。另外，中国假药犯罪在各城市均表现出明显的变动特征，即呈现犯罪下降的城市位置相对稳定且存在明显的两极化，而呈现犯罪增长的城市位置则较为波动多变，并在不同年份表现出不同的假药犯罪风险隐患。 （2）假药犯罪的城市模式可分为上升型、下降型、波动型以及低位型四类，并且各城市模式的数量与分布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上升型城市数量较少，其在南部地区分布相对零散，而在北部地区分布则相对集中；波动型城市分布于单核聚集的假药犯罪城市或假药犯罪较多城市的周边，容易受周边城市影响而产生较大波动；下降型城市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而低位型城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总体而言，中国假药犯罪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上升型、下降型与波动型城市的变化，即上升型城市主要影响假药犯罪时空格局的波动与转移，下降型城市主要影响着假药犯罪时序数量的下降变化，而波动型城市则与上升型、下降型城市共同对假药犯罪的数量及其时空格局施加影响。 （3）环境犯罪学理论可较好解释假药犯罪的形成机制。其中，支付能力、受众人群、医疗资源、通商港口、教育水平以及法治环境等因素对于中国假药犯罪时空格局的影响均是稳健而显著的，而空气污染、医疗资源变量则并不稳健。支付能力、受众人群代表假药犯罪商家的犯罪收益为假药犯罪的促进因素；而通商港口、教育水平以及法治环境等成本与风险要素为假药犯罪的抑制因素。另外，大部分的解释变量均具有时空非稳定性现象，地区支付能力、受众人群、空气污染、医疗资源、通商口岸，以及非观测项的空间溢出效应等变量在时、空间上不具有平稳性；而教育水平、法治环境等变量则在时、空间上相对平稳。 最后，本研究基于受众人群、医疗资源、教育水平以及法治环境等，从脱离药品依赖、抑制非必要的特殊药品需求、引导正确药品购买途径、提高购买者防范意识以及提高城市整体医疗环境、教育文化程度、法治环境等民生基础几方面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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