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64年下半年，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刘少奇视察“四清”工作，“后十条”修正草案发出，规定每一个农村试点上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必须由上级派工作队领导运动。大批党政机关干部被抽调组成工作队，“四清”运动进入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阶段。 1964年10月8日，由石家庄地区直属单位、各县一部分专区、省直、农业部机关干部及医院、部队、高校科研院所抽调的9500余名干部（称“万人‘四清’大军”），组成“四清”工作团，集中力量到石家庄市以南40多公里的赵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从“战前集训”到“撤离战场”，赵县“四清”工作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通过发动群众，组建阶级队伍，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开展对敌斗争，重建领导核心等一系列工作，教育农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升村民对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感，使国家意志得以全面且深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四清”工作队扮演着贯彻与执行者的角色，其行为有着中央文件与队员纪律的制约，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自主性，但在国家意志进入到乡村社会中，往往会发生拮抗。工作队在撞击反射中被“左”的思潮所裹挟，虽然整治了腐败，有利于端正农村干部作风，也曾结合运动抓生产，锻炼提高了自身水平，但对基层干部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弱化了基层常规权力组织力量，留下政治运动“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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