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威尼斯商人》被誉为莎士比亚四大喜剧之一，但又非一部单纯的喜剧作品。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涉及性别、种族以及性取向的戏剧作品，该剧影射出多重身份维度。此前关于《商人》一剧的性别身份研究较多聚焦于性别气质、伦理冲突及个体困境，而剧中不同表层身份背后的强制操演现象以及其潜在的共性却鲜有提及。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操演分为主动与被动，主动的操演指涉对既有身份的颠覆，而被动的操演（即操演性）则强调规范塑造了身份主体。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阐述了“规范”的概念，认为身份规范是一种“管控性的虚构”，身份是身份规范下重复性操演的产物，个体在主流话语的规范化要求下通过持续性的操演行为被动地建构自身的性别、族裔以及性向身份。身份的强制操演导致了剧中三位主人公在建立自身主体性过程中的滞碍。本文以巴特勒的身份操演理论为依据，参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及社会状况，通过分析《威尼斯商人》中三类被规范的身份操演，探讨了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体试图建立自身主体性所受到的种种局限，以及个体在经历种种反抗与斗争后终归回落本质主义身份洪流之中的现象，由此揭示了个体在社会规范中不得不以重复操演的方式建构、强化其预设身份的困境。这种困境既体现在边缘群体中，也存在于特权阶层内，同时也构成了这出喜剧的悲剧内核。 本文由导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言部分对《威尼斯商人》的相关文献综述、巴特勒的身份操演理论及论文总体结构进行了阐述。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了鲍西娅在父权社会中操演的顺从的女儿身份、从属的妻子身份及被迫掩饰其生理性别的律师身份。第二章分析了剧中的犹太身份操演。夏洛克以其犹太身份操演迎合了主流社会对于犹太人作为放贷者及替罪羊身份的想象，却在剧末被迫改宗。第三章阐释了剧中的异性恋身份操演。安东尼奥与巴塞尼奥是具有同性欲望的基督徒，而基督教信仰却限定了其异性恋身份。在强制异性恋的规范下，两人被迫操演异性恋男性身份，最终走向对异性婚姻的妥协。至此，本文在结论部分指出：喜剧作品的特征通常表现为最终皆大欢喜的结局，然而《威尼斯商人》并非一部实际意义上的喜剧作品。在莎士比亚的描述中，该剧体现了个体在接受父权社会、文化的规范下的无奈与被动。虽然剧中人物试图通过反叛达成身份的颠覆，但终究未能超越身份表演的规范，自由表达自我身份。此外，剧中所表现的个体对社会话语的无奈归顺，也给这出公认的喜剧平添了一抹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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