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微博“控评”作为新媒体时代粉丝进行媒介活动的重要形式，常被用于表达对偶像正面形象的积极维护以及情感崇拜。在“重返马克思”的学术思潮以及数字劳动等理论范式下，粉丝的这种“为爱发电”——无酬生产数据的行为常被研究者描述为被资本剥削的“无酬劳动”，粉丝自身也被戏谑为一群悲苦的“数据劳工”。但是本研究认为，这种粉丝形象并不能体现出当下粉丝和偶像的最彻底、最本质的实际关系。同时，这种主要以结构性背景为论述导向的分析与界定，还可能潜在地含有将粉丝作为无知“他者”加以矮化的风险，遮蔽或抹杀掉粉丝作为具体个人的主体性与对霸权的解构能力。 综上所言，本文尝试以微博“控评”作为切口，管窥和反思国内粉丝文化研究学者在套用西方剥削范式的“数字劳动”理论过程中对粉都定性的合理性问题，并具体解答以下几个问题：（1）在微博中粉丝进行积极“控评”、生产数据的行为能否被完全视为一种生产性劳动？（2）这些同质化、形式化的符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作为一种可交换的数据商品？（3）被视为情感劳动的“控评”行为本质倾向于被剥削和异化的生产行为还是情感的建立与表达？继而重新阐明和强调粉丝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粉丝在这些实践中所建构的意义系统、话语体系和文化逻辑等。劳伦斯·克罗斯伯格曾说道，流行文化的受众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体。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不同流行文化手中的不同部分的内部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因而，作为新闻传播研究者，也需要回到传播的本质层面，考虑作为具体而非抽象的人的“受众参与”更深层次的非商业化实践逻辑与心理情感机制。 本研究将沿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的批判取向与研究路径，希望通过平台观察、文本分析、路径反思等多重实践，使上述“数字劳动”框架下的关于微博“控评”媒介活动的定性与视角的三个问题得以解答。微博“控评”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新媒介文化景观，它不仅在新媒介的技术实现领域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对于“数字劳动”理论的辩证思考、情感能动与异化间的博弈、粉丝的集体行为以及饭圈文化等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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