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稳步推进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途径，是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是现代化建设必由之路。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的现实问题是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推进城镇化，没有先例借鉴，对外国模式不能照搬照抄，必须按照“十三五”与“十四五”的要求，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尊重规律，管控方向，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当前城市群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健康的城市群发展是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有力保证。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当前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城镇化率已近86%（截至2020年末），且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在稳步提升，但是资源环境破坏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实现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平衡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时空演变视角研究新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关系，以珠三角城市群9市为例，从整体、分区、市域三个尺度，通过选取新型城镇化与环境承载力8个子系统33个指标，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各自的发展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关系，并对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发展提出发展对策与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珠三角整体上来看，新型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不同时段上升速率存在差异，综合得分由0.3提高到0.66；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小幅提高，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由0.45变为0.5；而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平稳发展—逐步升高—稳中有降”三个阶段，综合得分由0.602变为0.76，提升不显著。2016年之前，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得分都高于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之后新型城镇化得分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得分，对其胁迫作用逐渐强于促进作用。 （2）都市区尺度上来看，广佛肇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得分由0.35逐步提升至0.62，提升幅度较大；资源环境承载力得分由0.47提升至0.52，过程存在较大波动，并且近年来呈下降状态；耦合协调度得分由于受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前期提升不显著，2008年后，得分由0.64逐步提高至0.75，整体呈升高趋势。深莞惠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得分由0.32逐步提升至0.63，提升幅度最大；资源环境承载力得分由0.47下降至0.45，中间过程波动较大，2016年至今大幅下降；耦合协调度得分由0.63变为0.74，波动幅度较大，2016年后开始缓慢下降。珠中江都市区新型城镇化得分由0.325逐步提升为0.6，提升幅度较大；资源环境承载力得分由0.45提升为0.47，小幅提升，中间过程波动较大，近年来也呈下降状态；耦合协调度得分由0.63变为0.73，整体呈上升态势，波动幅度同样较大。 （3）市域尺度结果来看，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在20年间都有大幅度提高，且几乎都是稳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得分各市情况不同，主要呈现波动式上升与波动式下降两种情况；各市耦合协调度得分提升缓慢，2020年各市耦合协调度得分差距并不是很大，深圳市以0.85分位居第一，肇庆市得分0.65，为广东省最低。空间演变上来看，高水平新型城镇化区域由2001年的深圳一市变为2020年的广州市与深圳市，2020年中等城镇化水平以上城市变为7个，肇庆市和江门市属于较低水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高水平区域由2001年的江门珠海两市下降为2010年的珠海一市，2020年珠三角地区不存在资源环境承载力高水平区域，深圳市一直处于低水平区域；2001年尚存在良好协调区——江门市与珠海市，进入2020年属于良好协调区城市增加为4个，分别是肇庆市、珠海市、江门市和中山市；2001年属于良好及中度协调区的城市有6个，到2020年属于良好及中度协调区的城市升为8个。 （4）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基础层面，人均GDP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一直是主要驱动因素；科技创新层面，Ramp;D经费支出成为长期主要驱动因素；文化建设层面，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一直是重要驱动因素，小学师生比近年来驱动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层面，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一直作为主要驱动因素，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近年已经成为较强驱动因素；居民生活层面，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一直作为强驱动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因素驱动作用明显逐渐减弱；生态环境层面，万元GDP耗能、污水集中处理率、市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等因素属于驱动较强因素。 （5）依据研究结果，整体层面上，珠三角地区未来首先要引导区域优势资源流向优势区，避免出现争资源、争项目、争中心的现象，推动地区产业差异化；其次，切实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控制污染源头，大力推广新能源，建立城市群一体化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制度；再次，合理布局区域产业转移，避免区域之间的产业同质竞争，同时健全外资服务体系。分区层面对不同类型区也提出对应发展对策，为该地区未来规划发展提供有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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