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氛围逐渐形成，国家意识形态有意改善对文艺的领导方式，各类文学期刊复刊和创刊，一个趋向自足的文学场域初步形成。然而，文艺体制恢复与重建时期的文学场一方面还难以摆脱旧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对于新时期发展的想象也存在差异，不同力量为文学的发展路径而相互交织和博弈，各种矛盾和分歧频现。对于1980年代初文学场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文学转型期的发展状况，促进对文学自主性、文学发展方向等问题的思考。本文以四种各具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今天》《诗刊》《诗探索》和《福建文学》在1980年相继发表的青年诗论（下文简称为“诗论”）为研究剖面，通过对四组诗论的生成、文本和传播空间的剖析，发现文学场中不同力量如何借由组织和发表诗论实现文学场中的占位，如何借由对诗论的阐释进行话语权的较量，由此观测1980年文学场域的状况，同时呈现1980年代初这一文学转型时段的复杂面向。 从诗论的生成空间来看，《今天》作为青年自发编辑、自办发行的民间文学刊物，通过诗论呈现刊物所认可的诗歌观念；谈诗者不以青年自称，而是以诗人的自我命名确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实现文学场的占位。《诗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场中的重要代表，通过举办“学习会”的方式培养和引导青年，从其选择青年的标准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惯用的“类型”划分原则在代际话语中的体现；借由“学习会”“青春诗会”等命名，《诗刊》对青年的引导和规训色彩被淡化。《诗探索》作为兼具体制性和民间性的学院型刊物，有意培养青年诗歌理论家，以座谈的方式鼓励青年进行讨论，为青年提供言说平台及争夺话语权，同时借此体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福建文学》作为地方性官方文学刊物，一方面在培养青年、讨论青年诗创作方面具有前沿性，另一方面有意追随作为国家级诗歌刊物的《诗刊》在培养青年方面的做法，既推动了关于青年诗创作的讨论，也体现了鲜明的占位意识。 从诗论的文本空间来看，《今天》更注重诗歌的本质，着眼于诗歌本身的发展，既尊重诗人的主体性，也维护诗歌的纯粹性，而《诗刊》通过让青年讲述个人经历、对于写诗的期待等，将青年的成长和诗歌的发展统一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框架中，推动青年在适应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道路上发展，在此过程中建构新的自我。同一青年在《诗刊》和《诗探索》的不同陈述一定程度上是在填补不同刊物为青年提供的可以被不同主体填充的位置。青年在《诗探索》的诗论体现了与《诗探索》注重理论性和知识性的话语类型的关联；从《诗探索》诗论中体现出的青年被认为是探索的主体、青年诗人的探索代表诗歌发展的方向，可以看出《诗探索》通过为青年争夺话语权而稳固自身在文学场中的占位。《福建文学》的诗学讨论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问题的关注更切近，一方面体现了《福建文学》作为地方刊物有意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从《福建文学》诗论对于诗学品质的维护可以看出其对于诗歌发展本身的重视。 从诗论的传播空间来看，《今天》为争取制度化的自主性做过许多努力，虽然在办刊过程中积累了许多象征资本，但难以转化为社会资本，纯文学刊物为自身争取自主性的努力在1980年以《今天》被要求停刊宣告失败。不同刊物为诗论解读提供了不同的发表情境：《诗刊》通过文学前辈的讲话、“学习会”“侧记”等，完整地呈现青年的培养过程，由此塑造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青年形象，提供可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诗论发表后引起的较大反响是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围绕孙绍振文章产生的新一轮争论，从争论中可以看出不同立场的评论者对青年诗创作的讨论产生重要影响。诗论发表后谈诗者的发展道路各有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和青年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建构和被建构的关系，而是双向选择的关系，愿意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的青年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收编”，而处在体制外的青年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不同刊物对于青年诗论的发表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此时文学场外的力量在文学场内的作用，反映了文学自主性发展在这一时期的复杂性。 从对四组诗论的生成、文本和传播空间的分析，可以看到1980年文学场中代表民间、主流意识形态、学院、地方的不同力量对青年和诗歌的建构和塑造作用，为争取自主性和话语权所做的努力，反映了1980年代初这一文学体制重建与恢复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对当下重启关于文学自主性、诗歌创作和理论等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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