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百年交会点，在巩固小康社会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将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而城乡金融差距已经成为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农户普遍面临严重的正规信贷约束。为了改善农村金融市场落后局面，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着重强调要金融服务三农。但是政策执行自上而下，有其局限性。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农村市场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农户的融资需求、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都可能随之发生改变。信息技术使用能否提高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作用机制如何？这一影响在不同农户间作用是否一致？缩小城乡信息技术使用率差异能否缩小城乡正规信贷可得性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研究并没有过多涉及和深入讨论，只有将这些关系捋清，才能为改善农户正规信贷约束问题提供良好的实证支撑和政策建议。 因此，本文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信息技术使用与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机制。同时，本文还利用交叉项和分组回归，探讨了信息技术使用对不同人力资本和经济禀赋的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本文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法考察了城乡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信息技术使用能否缩小城乡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差距，以及贡献程度。此外，本文还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工具变量法和Logit模型进行模型稳健性检验，并使用2015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样本稳健性检验。最终，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农村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较低，且与城镇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城乡家庭信息技术使用率也存在巨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巨大。描述性统计显示，使用信息技术的农户更易获得正规信贷。实证研究也表明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为了探究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使用主要通过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来降低农户对正规信贷的认知偏差，提高农户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降低农户主动放弃正规贷款的比例，提高农户对正规信贷的需求，进而提高农户的正规信贷可获得性。此外，信息技术还可以通过增强农户与亲朋好友等人员的联系来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从而降低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 3）人力资本与信息技术使用的协同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使用对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即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促进效应随着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此外，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使用仅对高收入农村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对中低收入农村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4）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城乡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差异主要源于家庭资源禀赋差异，包括信息技术使用和家庭经济禀赋等特征，其中城乡信息技术使用率差异是城乡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差异的重要原因，提高农村信息技术使用率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正规信贷可得性差异。 总体而言，本文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信息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提高农村信息技术使用率，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缩小城乡正规信贷差距。此外，在扩大农村信息技术应用范围的同时，还需提高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和金融知识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厘清信息技术使用对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改善农村信贷市场落后局面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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