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发展潜力最大、创新最活跃、辐射范围最大的经济活动,正成为各行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擎。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数字化转型时期，2020年1月，国家发布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构建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思路,包括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提高数字化生产能力,增强生产经营与管理服务能力,以达到生产智能化、管理高效化、经营网络化、服务快捷化。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并支持中国乡村全面振兴。因此，研究数字农业发展水平对推动中国农业数字化转型、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基于数字农业内涵及发展现状的认知，从发展环境、产业发展、绿色发展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括28项基本指标的指标体系。立足当前国情，运用熵值法综合测算2010-2019年中国省域数字农业的发展。研究初步发现，我国2010-2019年各省份数字农业综合得分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各省数字农业发展缓慢，省份之间数字农业综合得分差距显著，大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之势，但中部部分省域增长势头显著。 通过从三个维度分析可知，在发展环境方面，2010-2019年各省份发展环境整体变化幅度较小，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均衡。在产业发展方面，2010-2019年各省份产业发展呈现增长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快。产业发展迅速的省份依然在东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2019年绿色发展得分相较于2010年，29个省份都呈现增长趋势。江苏、上海、天津的绿色发展较为迅速，但大多数内陆省份绿色发展缓慢。 在此基础上，运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测算区域差异程度，我国省域数字农业发展水平在十年间年的整体变动趋于一致。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全局和局部两个角度分别分析省域数字农业发展在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全局来看，中国省域数字农业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将全国各地区的数字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布划分为四大类型。 然后，本文运用了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和地理检测器模型，对发展数字农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障碍因素诊断模式的研究表明，发展环境是制约数字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除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X3（农村用电规模）是我国各省份最大的障碍因子。障碍度均大于10%。障碍度排在第2的因子为X14（地方财政对科学技术的支持）。障碍度排名第3的因子为X9（数字技术投资）。从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可知，五年间发展环境对我国省域数字农业空间分布的决定力最大。数字农业空间分布具有普遍影响作用的指标依次为X13（农村信息员规模）、X8（农村宽带覆盖率）、X11（信息业软件业人才规模）、X23（单位产值耗水）。从时间上来看，我国省域数字农业的空间驱动力从“发展环境”单方面驱动逐渐转变为“发展环境—产业发展—绿色发展”的全面驱动。 最后，针对我国省域间数字农业发展地区差异问题，提出补短板、中西部省份实现弯道超车、缩小区域差距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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